逃离战火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南京也危在旦夕。住在城里的市民们有的开始逃难，躲避日寇烧杀抢掠，苟全性命。其时父亲去世，时年31岁寡母带着五个儿女（姐姐文苏亚、哥哥文有智、弟弟文有勇、妹妹文星亚和我），加上年近八旬的小脚太姥姥，一行人离开定居四年的南京，搭上江轮逃往相对安全的武汉。

    　日寇很快就逼近江城。面对战火，再次逃向哪里？一家人思来想去只好逃到我家原籍荆门，在沙洋暂时停住了脚。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全家又向荆门的山区西庄河逃去。

　　不久，日寇沿着西庄河下游侵略来了，我们临时住的房子被烧毁，衣物被抢空，近两年的山村清苦生活又被打破，只好继续往深山里逃。不得已再次徒步流浪，在远安、南漳都无法落脚。坚强的母亲一路上拖儿带女，克服重重困难护卫着我们，从70多岁的外曾祖母到只有6岁的小妹，全家老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40年5月，日寇大举进攻襄阳、宜城，国民党爱国将领张自忠也在宜城阵亡。襄阳到处都有日寇，战乱中的我们只好再向鄂西北逃亡，9月便到了谷城。从此，我们这家外乡人在这里落下了脚。

栖身谷城

　　谷城县城边上有一条大河叫南河，河面上搭有一座浮桥，我们就是从浮桥上进入县城的。这里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当天只好住进县城南关河街的一家小客栈里。到谷城时，全家人唯一的“财富”就是从南京逃难时母亲揣在腰的一枚铂金钻戒。

　　当时，三十里外的老河口是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算比较繁荣。为了活命，第二天一早，母亲就带我一同去老河口唯一的一家珠宝店，希望能卖掉她心爱的钻戒，可这家店不收购。恰巧，我们听说谷城南河南岸黄家嵻村驻有国民党行政院非常时期服务团第四队和中央赈济委员会襄阳难民救济总站，那里办有难民收容所。我和母亲赶回谷城，全家人立即过河找到这里，当天住进了难民收容所，靠难民每天每人发四角钱的生活费糊口。

    　谷城县城不大，东、南、西三座城门，城内全是平房。南门、西门外是南关、西关，南关濒临南河码头。虽是战争年代，我那时毕竟还是个少年，来到一个新地方不免好奇，我常从县城东门登上城墙，站在城头东望，翠绿的农田一望无际，蓝天白云，心旷神怡；西望，全城房屋尽收眼底，街巷行人不多，货郎担摇拨浪鼓的声音，“磨剪子来戗菜刀”的叫声，孩子们打闹声，鸡鸣犬吠声，清晰可闻。

    　难童上学

　　随后，母亲就带哥哥和我找到难民救济总站办的难童小学。校长张祭星面试我俩，作文题目是“流浪”。一说流浪，三年辛酸的流浪生活顿时涌进脑海，我不暇思索就写出了一千多字的作文。张校长看后十分欣赏，当即决定我们上六年级。

　　难童小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当时襄樊沦陷，不少难民来到这里，少部分是本地的孩子。绝大多数难童都是无依无靠的孤儿，成为难童小学的住校生，那些走读生一天两餐也在小学吃。我和哥哥开始是走读生，每天往返两华里多路，几个月后也转成住校生。弟弟有勇、妹妹星亚也进了难小，上二年级。

　　学校条件很艰苦，几间破旧平房，课桌和凳子用土砖坯垒成，一日两餐吃的是小米粥。买不起课本，老师就在黑板上书写，孩子们就在草纸本上抄下来当课本；有的课本是学校自己编写、刻钢板油印的。

　　我在难童小学学会唱的第一支歌，就是填了新词的《莲花落》。歌的开头是：“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流浪儿！”大家都是以出自内心的沉重心情唱这首歌的。

　　在难小时，日本飞机经常来骚扰。日机一来，老师就带领我们躲到山脚田里，大家席地而坐，老师照常上课。

　　16岁的姐姐文苏亚只在南京读到初一，1941年初就被吸收进难童小学当了低年级老师。时间不长，姐姐就在时任难童小学教务主任、武汉中华大学毕业的张汝诚的追求下与他结婚（在旧社会女子十三四岁就可结婚）。姐姐出嫁了，可不是“泼出门的水”，她仍是我们家的主心骨。

　　难童小学濒临南河南岸，有一个发大水后留下的小河汊。盛夏，烈日当头，河汊挤满了男学生，都光着屁股在这儿游泳。我和有智哥不会游就坐在岸边看，几个同学上岸把我们衣服扒光拽到水里，一开始教我们狗爬式，全身俯卧水面，头埋在水里憋住气，四肢扒水，就可以浮在水面上。憋一口气只能游几米，很快学会头抬出水面，就能游得比较远了，以后又学会了自由式、仰泳。

    　这年夏天，哥哥有智因患羊角风病未能毕业，继续留在难童小学，我却顺利毕业了。

均县读书

　　小学毕业必须离校，当时谷城只有一所县立初中，又是自费，我读不起。但在离谷城五六十里的均县设有省立第八高中有个初中部，公费读书免费食宿，每年还发单衣、棉衣各一套，正适合我们贫困的难童读书。难童小学给6名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各发一个月伙食费和一床薄棉被，资助我们去均县投考。

　　那时从谷城去均县没有班车全靠步行，离家又远，11岁的我是否去投考，母亲十分犹豫，姐姐却力主我去：“不去，留在家里怎么办？”终于说服了母亲。走的那天，我背着一床薄棉被和一套单衣的小包袱去均县，母亲和姐姐在门口一直目送着我。

　　我们6人步行两天半才到均县，由均县难民赈济委员会安排住在一座破庙里。结果我和同学王观振两人考取，开始了三年初中生活。

　　一个月后，我收到姐姐的信，说有智在南河游泳时发羊角风淹死了。当时，姐姐赶到河边抚着捞上岸的遗体哭得死去活来，痛责自己没有照顾好弟弟。

　　年底放寒假时，我回到了谷城。一天晚上，姐姐带我去戏院看戏。记得那天演的是《张文祥刺马》。南关有一家皮影戏茶馆，人们在茶馆里出钱喝茶免费看皮影戏。我没钱喝茶，就找个空位坐着蹭皮影戏看。有段时间，县城来了一位30多岁的女子说评书，在谷城引起了轰动。说书场是木栅栏围着的空场，上面搭着顶棚，场子里摆着一些八仙桌和条凳，人们在这里喝茶听书，我也蹭听过。

　　1942年暑假时，我回到谷城家中。姐姐刚生了第一个孩子还在医院，我去看她。在一个小房间里，她和婴儿睡一张大床。姐姐和我谈到深夜，她说：“还在南京上小学时，母亲就和她设计了她的未来，希望大学毕业后去新西兰留学。为此，当时母亲还买了新西兰一家林场的股票，10年后预计本息加起来就够留学费用。现在日寇侵略，使我连初中都没上完就结婚工作了，上学和人生前途的梦都彻底破灭了。你要好好读书，抗战胜利后就回南京，一定要读到大学毕业，能够在社会上立足，使家庭生活得到改善。”

    　三年初中期间，姐姐每月都要和我通一次信，促学习，问生活，并从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挤出一点钱寄给我。姐姐还亲手为我做布鞋，为我的棉线袜子加袜底……

　　姐姐去世

    　1944年夏，我初中毕业，从均县坐木船沿汉水直下襄阳，考入襄阳省立第五高中。这年6月，19岁的姐姐又生了她的第二个女儿。

　　寒假时，我从襄阳回到谷城，发现姐姐瘦了许多，脸色苍白不停地咳嗽。姐姐告诉我，生了二女儿后还没满月，就带孩子到15里外的谷城仙人渡乡小学教书。每天要上四五节课，上课时把婴儿一人放在宿舍床上任她啼哭，课间休息时抓紧喂奶。她夜里带婴儿，睡不好觉，每天自己还要做饭，工资很低，饮食很差。工作累营养又跟不上，得了肺结核病。当时肺结核是绝症，没有特效药，吃点中药也无济于事。

　　这次寒假期间，姐姐为益勤、益俭照了合影像，自己也照了一张单身像，没想到这竟成了她最后的一张照片。

    　寒假结束，我和母亲、弟弟妹妹乘小木船去襄阳。走的那天早上，寒风凛冽，姐姐抱着益俭到南河边为我们送行。船都撑动了，姐姐还久久地站在岸边，目送着小船远去。这竟然成了姐姐和我们的永别。

　　1945年3月，日寇在豫西、鄂北开始新一轮进攻，襄阳沦陷。姐姐一家逃到谷城西部山区的盛家嵻。这时姐姐病得更重了，她忍着心中悲凄和不舍，与两个女儿隔离，以免把肺结核病传染给孩子。直到临终，她也未能再见上孩子一眼。8月7日，姐姐不幸病逝，年仅20岁。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姐姐终未能等到她日夜企盼的抗战胜利赍恨而终，20岁就结束了她苦难而短暂的一生，被葬在盛家嵻不远的山坡上。

投身革命

　　姐姐死后，母亲就回南京了。第二年，我高中毕业也和兄妹一起回到南京。谷城，留下了我们至爱亲人的两具尸骨。

　　然而，再次的不幸接连袭来，弟弟有勇在战乱中罹患上肺结核病，因家贫无钱医治，同年去世。至此，我们家仅剩母亲、我和星亚妹三人相依为命了。

　　1948年谷城解放，姐夫到谷城中学教书。1953年，姐夫也因肺结核病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姐夫死时，大女儿张益勤11岁，小女儿张益俭9岁，没有了亲生父母，姊妹俩只好每天在谷城街上捡烟头卖钱，买点玉米糁熬稀粥度命。

    　1948年我再度离开南京，这一年我考上了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在这里我加入了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投身于革命事业，后被调入解放军总参工作。妹妹星亚这时也参加了工作。直到解放后，我们一家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1954年，已在广西宜山县工作的星亚，决定把姐姐的小女儿张益俭接到身边抚养。1956年，我转业到新华社工作，我又把益俭接到北京，在我身边读了中学又上了部队护校，毕业后在北京的部队医院工作，后任正师级护士长。姐姐的大女儿张益勤在湖北高中毕业后，来到武汉当上了中学教师。现在，我们都是子孙满堂，正在安度晚年。

　　时光过去了70年，我深为自己在青少年时代所遭受的磨难、深为我深爱的姐姐所遭受的苦难时常泪盈满眶。一家的苦难生活和岁月，是我一生的伤心之痛——这当然是日寇侵略带来的深重的灾难。

    　青少年时在谷城度过的苦难，时不时地在我脑中浮现。岁月的流逝不仅没有冲淡，反而日益加深了我对谷城的乡恋。

    　（作者系新华社原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