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公是从两湖书院走出的清末举人、法律专家与文化学者，历任修订法律馆协修、资政院机要科长兼速记学堂教务长、北洋法政学堂教习，民初国会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候补委员、平政院评事，非常国会行政委员并会议主席等，曾受知于张之洞、张百熙诸公，鼎革之后与孙中山、黎元洪、李大钊、冯玉祥诸公均有交谊，阅历丰富。只是范公史料分散于海内外，好在裴高才君会同范公后裔集十数年之功，着力“打捞”与抢救，终使历经战火、辗转海外、尘封百年的诸种图文孤本，在其新著《共和先驱·范熙壬》中重见天日。开卷所见，传主两湖书院获奖课卷、京师大学堂“状元”卷，《新译界》发刊辞等稀见文献；传主于颐和园谒见慈禧与光绪、在津门恭迎孙中山北上的玉照，以及其起草的吊唁孙中山与黎元洪的祭文，营救李大钊的书信等，使传记图文互证，新材料纷呈。

    　这是一部叙介为复兴中国而奋斗的近世学人的传记文学作品。高才君会同青年学者王凤霞通过对海峡两岸的原始档案进行认真考订，从传主童年对句入题，述及“父子同科”“公车上书”、创办《新译界》、亲历清末民初立宪、反对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同曹锟贿选唱对台戏，以及助推孙中山北上、营救李大钊等事件，再现了范熙壬这位辛亥志士、宪政先驱、共和健将，从变法、立法到护法的卓异历程。

    　书中披露，甲午战败后，传主于两湖书院写下《东晋南宋之兵何以能强说》一文，以古喻今，发出了“有天下国家者，不惧其弱，而惧积弱之后，终不能自振于强也”的喟叹！此乃传主日后共襄“公车上书”盛举的动因。于戊戌政变中阴错阳差逃过劫难后，范氏怀着爱恨情仇的复杂心理，东渡扶桑，探寻救国之道。他组织留日学生创办新译界社和湖北译书社，成员多达百人。《新译界》着重政法、文学、时事类译述，以达中国与世界文明互相沟通的目标：“一曰维持吾国固有之文明以求合于世界，为世界所同认者则存之，否则去之。二曰拣译世界最新之学理以输入于吾国，为吾国所适宜者则取之，否则去之。”（《新译界》发刊辞）显示了一种颇高的文化追求和炽热的爱国情怀。

    　学成归国后，范熙壬致力于参与筹建资政院开院，以酬立宪之志，无奈清廷无道，立宪流产。闻辛亥首义，他旋即南下，将满腔热情投向共和新政。他既与旧雨黄兴、宋教仁，推心置腹、共襄法治；又充任首义都督黎元洪总务秘书（主任），为南北统一奔走于京汉。他身为民选众议院议员与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天坛宪法草案》，并促成其进入三读程序。岂料，北洋军阀摧残国会，亵渎法律。于是，他挺身而出、不惜抵押住宅筹资，以组织议员南下护法。尽管遭到恫吓、搜捕与通缉，但他愈挫愈勇，并题诗“试披肝胆伏流星”“月华一朵皓无边”明志。台湾著名史学家张玉法先生称范公为“改革运动健将”，是恰如其分的。

    　主人公工于诗词文史，常常辞以情发，以诗言志。本传记表现传主真性情，娓娓道来情感故事，援引传主的诗、词、赋、文名篇，相映成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优雅浪漫在传主的行谊中，清晰而饱满地流淌着。如，范氏作《五忆诗》追忆五位恩师：歌张百熙“文章昭日月，声价超璠玙。太学汉京宏，五教敬敷虞”；赞吴汝纶“文选家百三，经著言五千”；颂张筱浦“关弓故不发，一发穿五靶”；称熊亦奇“英声霏翰林，文采天庭剡”；承黄绍箕的经学与器识，诗忆自己当年拜师的情景，文情并茂。在演绎亲情方面，传主效法古代孝子老莱子，不是以“莱园”命名宅第明志，就是筑“采寿堂”奉母。黎元洪大总统还亲题“寿”字中堂祝贺。为吊唁长女早逝，范氏既写下一篇篇肝肠寸断的诗文志哀，又在北京法源寺修黄陂义冢、在琉璃厂设“震旦书林”纪念。

    　范公藏书万卷，著述多种，有《敬胜阁集》诗文七卷、《文心雕龙释义》存世，《总理遗教三民主义》曾载于《大公报》。只可惜，其译著《西藏语法》《德国行政法》《公权法》等，均毁于兵燹。

    　“绵延世泽，炳耀纲常。”海峡两岸范氏子孙秉承先哲遗训，将《秀蕻园集》《敬胜阁集》绣梓，并连同遗墨、善本与传记《为民喉舌》，赠予中外图书馆、校史馆与博物馆等，让世人共享奇文史料。而《共和先驱·范熙壬》再现了宪政先贤的人生轨迹，一编在手，鉴往知来，接受传主思想品格的熏陶或从中反思，无疑是一件很惬意的事。

    　值此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05周年并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之际，悦读是作，浮想联翩，急就此文，聊表吾诚。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