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从社科院大楼宽敞的楼道走过时，总会疑心张先生会迎面走来。一时多少往事，奔来眼底。

    　1994年考入张先生门下做研究生，说起来有些偶然，我在荆州师专念历史系时，张先生因为参加楚文化研究年会，受到魏昌先生的邀约，在我们系做过一次学术报告。张先生口才与文才俱佳，旁征博引，风趣严谨，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荆州师专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乡镇中学任教。自己也有些不甘心，就立志报考研究生。但我手上没有张先生的联系方式，所以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寄到《湖北日报》请他们转交张先生；一封信寄到湖北广播电台转交张先生。巧的是这两封信最后都转到了张先生手里，张先生给我回了信，信中有许多热情洋溢的鼓励。我偏处乡村，接到张先生的信就感到特别温暖。

    　张先生对学生的学术发展十分关心。我的第一篇论文习作是《楚晋战术之比较》，先生帮我修改了七遍，那时候又没有电脑，七遍都是手抄，但的确感到收获很大。每一次都深受启迪，自己感觉到提高得很快。先生在遣词、造句、结构、论证的可信度上尤其下功夫，每一稿上面都是满纸圈点划线涂抹，反复推敲，费尽心力。应该说，这样的“教学”，让我受益匪浅，要远远超出普通课堂上的讲授。这篇文章后来经先生推荐，在《江汉论坛》上刊发出来。

    　先生治学严谨，行文优美，学术论文写得像诗，真正是“诗”“思”“史”的完美交融。他有许多名句，反复被人引用，如讲说中国南北文化的格局是“龙凤呈祥”，“南凤北龙”，“中原文化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中国先秦文化与希腊文化“宛如太极的两仪”等等。受到他的影响，我以后写论文也追求文字优美，但是因为控制不好，有时候放得太开，他曾经委婉地告诉我：小刘啊，你那篇发在某某刊物上的文章说过头了啊，以后要写少一点写精一点。大概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一个过程吧，我那时候喜欢跟师兄们攀比，把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当成打仗攻山头，写了不少小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稿费多多少少可以补贴一下助学金，自己还有些得意。刘老师每次见到我，总是开玩笑，说又可以买几斤排骨了吧？对我发小文章的事，张先生总是说练练笔是好的，但要少写一点。

    　先生有时闲聊时，无意中会说起他当年清华毕业后在民委工作时，住单身宿舍，每周都要拿着单位的介绍信到北图借书，每次借的书都是满满一个翻斗车，就是一排排从左到右地拿，那种“横扫千军”的气势，先生讲起来总是特别高兴。我只恨自己当年没有下苦功夫，所以到现在学力还是差强人意。

    　先生总是说，要想营养全面，就不能偏食。他自己年轻时看书，经史子集，天文地理，什么都看，不看怎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先生看过的书真多啊。他闲聊时，讲他在北大荒当右派的20年，半夜三更干活回来经常会迷路，好在他会看星座辩方向，这一招让他在右派大队里较有“地位”。先生讲起这些苦难的经历来，总是微笑着。他把这些真的看得很淡。后来我写《聂绀弩传》，查找资料时，无意中发现张先生当年竟然与聂绀弩在一起“受难”。苦难的人生经历，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尤其如此。

    　先生年长我43岁，在内心里我一直把他当爷爷看。念研究生一年级时，上英语课。有一节课课间休息，我回9楼的寝室喝水，遇到张先生，他叫住我，让我到他办公室，他拿出一本英文书，说你正在上英语口语课，你把这一段念一念。我念了，他纠正了几处错误，然后说，你的口语还要下功夫。先生上的是教会小学、南洋中学、清华大学，英语是他的童子功，他的英文好到什么程度，我想也想不到。

    　1995年开“首届楚文化暨长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前出版了正式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几个研究生都参加了编辑和校对。会议开完了，有一次，张先生在课间休息时，突然说：小刘，你校的梁白泉的那篇稿子，没有一个错误，梁先生很满意，你以后可以当编辑没问题。这话像个预言，我以后竟真的做了编辑。

    　我写文章喜欢造气势，但有时不太稳。张先生有一次说：你知道中国最长的楹联是哪一幅吗？接着他将昆明大观楼的180字长联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张先生说，文章讲气势很好，气势从哪里来，要多背诵，下周上课检查你会不会背这篇楹联吧。张先生对典籍下过功夫，他的文章写得那样好，不是偶然。以后我对古典下功夫恶补过一回。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学者中有才气型和实力型的两种，便拿给张先生看。张先生看后一笑，说：你看刘老师（指刘玉堂老师）是才气型还是实力型？他两者都有嘛，这两者能够分开吗？这篇文章简直在胡说。

    　张先生爱护学生，体现在微小的细节方面。研一那年过春节，我买了一挂香蕉和一袋苹果去看他，张先生坐在沙发上，讲了一通学问大道理，又讲了一些学术界的趣事之后，掰下一根香蕉，说：这个我吃了，你的心情我接受了，其余的你拿回去吧，你一年到头也难得买上一回给自己吃，以后到我这里来再不要花钱了。结果是我将水果提了回来。他生怕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宅心仁厚，往往从这些小事中见得真切。

    　先生惜时，打电话，说事情，讲完就停下来，绝不拖泥带水。有几次我去找他，请教完问题，出于礼节不好立即就走，先生总是摊开纸笔，说：我还要赶一篇稿子。我得令就走。先生在这些方面，从来不喜欢世俗的繁文缛节。

    　先生钟情于学术，没有私交上的敌人，胸怀坦荡。最近10多年以来，学风浮躁，有些学生包括一些成名教授，经常会有抄袭事件被揭发出来，先生总是义愤填膺，有一次，说起某件学术抄袭事件，当事人是先生的朋友，先生说：要是我，我马上就道歉，改正，何必遮遮掩掩，反驳得没有一点道理，让人笑话。先生有几个学术观点上的“敌人”，在学术会议上他们针锋相对，会后私交却很亲密，有一次我问他某人在会议上怎么如此“嚣张”？他笑一笑说：我们是好朋友啊；我跟他就像庄子和惠施，争辩是争辩，还是好朋友嘛！

    　先生真是老庄再生。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时，是在先生的办公室，那时候他66岁，一头青丝，服饰整洁，这么十几年下来，总像个50岁出头的中年人，一点都不显老。我读他的研究生时，因为跟他的办公室同处一楼，时常看到他穿着一件红夹克，背着一个书包，从楼道上一闪而过，要是冬天的话他就围着真丝围巾，走路的速度飞快，风度翩翩。我们大家经常会忘记他的实际年龄。他喜欢喝茶（水深），喜欢抽烟（火热），从来不运动，如此“水深火热”，却很少上医院，身体一直很好，我们问过他养生的秘诀是什么，他笑一笑说：顺其自然，学术可以养生。我觉得，先生心态上像老庄，一切看得很淡，除了学术之外；修饰上像屈原，追求人与文交相辉映的真善美。

    　他真是深得楚文化的精髓了。

    　歌德诗云：“我曾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

    　是的，我无法忘却！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997年毕业时师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