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胡适先生曾指出，传记文学的创作须以实在的态度，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有了三个“实在”，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成为益智谕人的传世之作。作家裴高才在《高振霄三部曲·传记》中，试图践行胡氏的主张，他以海峡两岸解密档案与民间原始史料，以及传主手书资料为依据，设计传奇般的故事结构，以散文式语言，再现高振霄的首义金刚、护法议员、洪帮大佬的多侧面形象，昭显其“振兴中华，福利民众”、立法护法、抗日救亡的豪情壮志。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通九省，亡清亦楚。在楚人的骨髓里，自古就有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本书主人公高振霄一生，阅历丰富，身世奇特，虽兼具多种职衔，但身上始终沸腾着走在时代前列的“弄潮儿”热血。

    　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人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高氏个性的形成，与他早期所处的地域有关。作者详考传主成长的脚印，抓住了独特文化背景——湖北房县的“流放文化”。由此切入，层层探寻分析，钩沉和梳理其思想嬗变的轨迹。传主自幼在流放文化浸染下，养成勤奋进取、嫉恶如仇和勇于担当的个性。

    　高氏走出大山，来到省垣武昌，投身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期间，他主持招纳处，充任总稽查员。从武昌光复到阳夏之战再到拱卫武昌，屡建奇功。辛亥报人曾以高振霄与蔡济民等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八大金刚》，倾情赞扬，广为流传。

    　本书在叙介传主以立法、护法，履行非常国会议员职责方面，既有他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的专门研究，又有他关于“议会外交”的建议案，还有他广州蒙难遭到抢辱后，仍然愈挫愈勇，护法到底的义举。并援引孙中山亲笔函，予以佐证。孙函云：“兄等间关流离，不堕初志，至可钦佩！”表现传主其护法斗士的气概。

    　作者在对传主“实在身份”予以准确把握之后，接下来从美学的角度出发，刻画人物其“实在神情”和“实在口吻”——

    　传主登场，先以粗线条勾勒肖像，让容颜、服饰、姿态、神情留给读者具体印象。继而突出个性化语言、动作，着意展现其特立独行之性情。

    　舍身取义是高氏人生极耀眼的光环。“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他本可以偕全家撤退到后方。但为了保家卫国，他毅然留在上海滩，带领“五圣山”兄弟，奋战“孤岛”。作者托出传主在抗战中鲜为人知的史实，常令人动心动容，感奋不已。如《策反日伪》，面对敌方头目丁锡山荷枪实弹地抓捕抗日将领文强，高急中生智，以帮会大佬的威严姿态冲到晚辈丁氏跟前，“啪啪啪”几记响亮耳光，打得丁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接着一顿厉声大骂，义正辞严，使对方理屈词穷难于动弹，于是解救了文强。此处有心理描述，动作摹写，细节巧用，目的是彰显高氏义字当头、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爽个性，同时拥有爱憎分明的内心世界。引人入胜自不待言，且真实可信，与人物身份、性格特征吻合，符合事理逻辑。

    　传主单刀赴会的场面，更是表现主人公取义成仁的高潮部分：在日军特务的青酒鸿门宴上，传主借家乡古老的房陵皇酒，浇胸中块垒。以“实在口吻”，与倭寇“斗酒”，实为斗智斗勇。大段精彩对白，充分展现其宁饮毒酒、不愿出任伪职的铮铮铁骨。对传主与日军少佐的语言交锋，作者没有使用人们想当然的豪言壮语，而是根据具体人文特质、内心真实波澜，恰到好处地运用语言感染力显示人物个性。像是两个武功高强的剑客，表面冷静如常，实则剑气吟啸，步步杀机。用字节制，力透纸背。再辅以侧面反应、间接烘托、叙议评点，使人物的真实性与文学性表达水乳交融，和谐统一。

    　写到高振霄被日寇毒害之后，作者援引延安的唁电挽联：“赤胆忠心守孤岛，视死如归，是辛亥功臣本色；只身赴会斗恶魔，怀生宛在，为中华民族争光。”介绍了蒋介石、宋子文亲笔题祭“精忠报国”、“忠贞体国”，以及社会名流的祭文“洵匡时之柱石，为建国之栋梁”等等，真实地还原了国共两党及国人对抗战英烈的敬仰之情。

    　就已逝人物本身而言，后人的褒贬毁誉并不能为其提供物质与精神感受。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说过：所谓“不朽”，无非是接受后世“审判”，名气愈大，“审判”愈久。而《高传》是经过作家与学者反复探讨之后，用三个“实在”将“历史的镜子”做得掷地有声，相信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颇具文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

    　“振兴中华，福利民众。”是传主为高氏宗族所续的字派，也是其家训，几近“中国梦”的构想。由此我认为，这部为首义史添彩、为抗战史存真、为青少年立表、为文坛平添佳话的传记文学作品，尤其是在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之际，特别向青少年学生推荐。

　（作者系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