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坛与文坛上对黎元洪之文著时有所见，但较之黎元洪的复杂曲折阅历和独特的时代特色、人物性格，研讨与叙介似有不足。湖北黄陂裴高才先生夙好文史，究心于乡邦人物，推出《首义大都督黎元洪》一书，运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对黎元洪进行颇为全面的解读，是一部具有学术和文学价值的作品，对深化辛亥革命及民初政局之研究均有裨益。

    裴先生立足于对黎氏独特的身世与行状的把握，并将之与时代政坛闻人作比较研究，立论云：“如果说孙中山是英雄造时势的话，那么黎元洪则是时势造英雄。”正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时势以及民初政坛诡谲多变的时势，将黎元洪推上历史舞台，成为首义都督、民国总统。此一结局，决非黎氏本人事先之人生设计。黎元洪就是这样在不可意料、缺乏思想准备的境遇中，走上政坛顶峰的。

    高才先生这部作品的另一成就是，对黎氏行状中之诸多谜团进行了解读。关于黎氏的一生，尤其是其籍贯身世，历来聚讼纷纭，各言其是。作者比较诸说，广事求证，为揭开谜底，进行深入考索，认定黎氏原籍江西豫章（今南昌），世居黄陂县城、中和乡（今祁家湾）、东乡（今黎家岗）与北乡（今大悟黎家河），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同时，裴著还援引黎氏接受英国《大陆报》记者艾德温·丁格里采访时的现身说法：“我是湖北黄陂人。”以及其嫡孙至今仍保存着黎黄陂生前常用的“黄陂黎氏”篆字印章的实物佐证。裴著的多重证据支撑，应该说，是颇有说服力的。

    在相当长的时段中，由于我们的史学研究乃至文艺作品，流行一种简单的二元对应模式，品骘人物时“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是革命，便是反动”。此种非此即彼之“一刀劈”史论，是难以真实界定大千世界形形色色之人物的。我们要为历史留真，必须走出概念化、绝对化，如实叙介人物，不必拘泥于誉之或诋之的两极中。这也许就是此书的看点之一。

    纵观黎元洪之一生，经历了北洋海军、湖北新军、首义都督、三任民国副总统和两任民国大总统诸时段，其间有于国有功者，也有功大于过者，亦也功过相偿者，还有过失难辞者。要进行细心的理性评介，而不能以论辩取代事实。窃以为，黎元洪出山为首义都督，是黎氏一生中关键之史事。论者常出其首义前还杀过革命党人，但此事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而历来文坛上常将黎讥为“床下都督”，更是缺乏佐证的传言。事实上，在1911年10月10日晚首义枪声大作时，身为新军协统之黎元洪，并没有奔赴军营，指挥部下反抗革命军，而是避处于黄土坡僚属家中静以待之。相反，湖北新军另一统军人物张彪，却在第八镇司令部组织士兵进行顽抗。此时此刻确乎为关键时刻，黎元洪与张彪的态度迥然有别。当时，作为湖北新军第二号人物的黎元洪，居然在起义大火燃起时，对清军安危不挺身而出，而作壁上观。可见其不想与革命军为敌。黎的这种态度，才有可能被起义军请到谘议局大楼开会，并被拥立为湖北都督。以前的史论中，对这一关键史实缺乏认知，这是不能不顺便提到的。

    作为两任民国总统，黎元洪可圈可点的史实很多。当时他受制于北洋军阀，也曾想有所作为，乃至一度谋南下，与孙中山的护法相呼应或参与，但毕竟由于势单力薄，也不具有孙中山再造共和的意志，因而，黎氏不能与进步潮流同行。但黎黄陂居京期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姿态是，当袁世凯帝制自为时，黎氏坚决予以拒绝、反对。这是黎氏的大节大德。从黎氏附和参与武昌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这两件决定性的大事而言，黎氏在近代政坛上还是显示出了独特的灵光的。作为一位军界闻人、政坛巨子，而且在大事上并不糊涂的黎元洪，在史册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值此2016年辛亥首义105周年并孙中山150华诞之际，《首义大都督黎元洪》可谓一部扛鼎与献礼之作。

    （作者系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