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战时报刊概况。1937年底，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湖北新闻出版业迅速崛起，出版机构和新创报刊空前增加。当时武汉有50多家出版机构，200多种报纸和期刊。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有国民党的《武汉日报》和《扫荡报》，有社会进步力量创办的《全民抗战》、《大公报》（汉口版）、《申报》（汉口版）、《前进日报》《新中国日报》等，还有《救中国》、《抗到底》、《好男儿》等通俗性政治刊物，及《抗战文艺》、《七月》、《抗战戏剧》、《战地》等时政色彩浓厚的专业性刊物。 

    　随着湖北战时文化重心的转移，鄂豫边区党委的机关报《七七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的《挺进报》相继办刊，鄂豫边区农救会的《农救报》、襄河地委的《襄河报》、中共京钟工委的《新钟祥报》等报刊也不断发展。同时期出现的还有鄂北的《阵中日报》（前身为《鄂北日报》）、《抗战导报》、《战地日报》、《襄樊日报》、《战地月刊》、《战地画刊》、《国民指导》，宜昌的《峡声报》及鄂西的《大同日报》、《武汉日报》、《新湖北日报》等报刊。

    　湖北战时报刊政治主导和舆论主流紧扣抗战救亡主题，成为动员民众和救亡宣传的主要阵地，它们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发挥舆论作用：

    　为保卫大武汉鼓与呼。1938年武汉保卫战打响时，全国各界救国会、邹韬奋先生创办和主编的《抗战》三日刊最早提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口号，率先奏响保卫武汉、爱国救亡的战斗号角。武汉会战开始后，《全民抗战》开辟了“三日来的保卫武汉运动”、“三日时事解说”专栏，刊出“保卫大武汉”特刊。中共《新华日报》在诞生之日宣告：“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争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武汉保卫战打响后，《新华日报》相继发表《保卫大武汉》（6月12日）、《总动员保卫武汉》（6月14日）、《争取第三期抗战的胜利》、《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6月15日）、《变敌人后方为前线》（6月21日）等十余篇有关保卫武汉的重要社论和文章，提出“我国人民应该发扬西班牙兄弟保卫马德里的精神那样来保护武汉”，促成“保卫大武汉”成为国共两党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共同口号和行动纲领，武汉迅速掀起规模宏大的全民性抗日救亡高潮，毛泽东曾赞誉说：“我们的《新华日报》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在“保卫大武汉”的召号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出版《保卫大武汉专号》，反映保卫大武汉的情况。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如《武汉日报》、《扫荡报》也以抗日救国为主调，刊登抗日言论。《武汉日报》曾刊登陈诚所作《以全力保卫大武汉》，指出“保卫大武汉，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并套红刊印出抗战宣传口号“参加战时工作队是民众保卫大武汉最切实的工作”，发出了“与武汉共存亡”、“出最后一版”的积极言论。

  　揭露侵略者的罪行与讴歌抗日志士的英勇战斗。为了及时准确地报道抗战信息，各报刊派出大量战地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赶赴前线。武汉抗战前期，《新华日报》为报道战地新闻，先后派出战地记者37人次，共发表战地通讯报道近100篇，是当时中国境内各报社派出记者最多的、对前方抗战情况报道最为详尽的。《大公报》每逢重大战役，必派记者赴前线采访，在台儿庄会战、长沙会战、武汉会战，以及中国远征军赴缅北作战和欧洲战场上，都活跃着《大公报》记者的身影。台儿庄大战前后，《新华日报》发表了战地记者陆诒写的《徐州大战的前夕》（1938年2月16日）、《追述返攻两下店战役》、《踏进台儿庄》等战地通讯，《大公报》刊登了范长江的《台儿庄血战经过》（1938年4月12日）、《慰问台儿庄》（1938年4月13日），《台儿庄血战的故事》（1938年4月18日）等报道，这些战时报道内容翔实、观察细致，无情揭露侵略者的罪行，热情讴歌抗日战士的英勇战斗，极大地激发了军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

    　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七七报》始终战斗在宣传战线的前沿阵地，特别是在揭露日本侵略军的凶残，鼓舞边区军民英勇打击敌人，笔锋所至，令敌胆寒，被誉为“边区的政治大炮”。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办的《阵中日报》（前身为《鄂北日报》），在抗战前期，经常刊登东北义勇军、华北军民英勇抗战的消息和通讯，积极宣传前线军民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阵中日报》副刊《台儿庄》，由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和抗战青年撰稿，宣传抗日，表彰抗日英雄。这些报刊宣传动员时把赞颂抗日英雄、殉国烈士与揭露日寇凶残、声讨汉奸的无耻相结合，充满了民族正气和道德力量。

    　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呐喊与奋争。《新华日报》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大力宣传“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希望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团体及无党派人，能有“风雨同舟之感，唇亡齿寒之痛”。对于国民党内不断出现的反共摩擦与消极抗日行为，《新华日报》以抗战大局为重，一方面积极宣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英勇抗战，肯定和赞扬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等方面的进步举措，另一方面也揭露和斥责国民党限制救亡运动，破坏统一战线的倒退行为。1938年8月，《新华日报》针对国民党卫戍司令部解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和蚁社等进步团体发文抗议，严正声明“坚决抗议解散三团体，要求立即恢复三团体活动的自由”。鄂豫边区《七七报》曾发表边区领导人杨学诚撰写的《污蔑、阴谋与动武》长篇文章，揭露和谴责国民党对鄂豫边区实施一系列破坏团结和统战的反动政策。救国会主办的刊物《全民抗战》，在发刊词中宣称以“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为使命，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行为及时地予以揭露，围绕巩固全国团结、发动全面抗战不遗余力。

    　致力于内容和形式上的通俗化、大众化及多元化。为动员和团结广大民众关心、投入抗战和适应战时非常时期的需要，战时报刊致力于内容和形式上的大众化、通俗化和多样化。《新华日报》根据工人读者占70%的特点，确定了一条面向大众、依靠大众、与读者一起办报的群众路线。报纸首先在语言上革新，做到语言朴实易读，增强报刊的可读性，力争读者群体数量范围的最大化；其次开辟“读者信箱”专栏和召开“读者座谈会”，关注群众疾苦，倾听、反映抗战时期群众心声和全国动态，从而号召、凝聚更多民众投入抗战洪流。抗日通俗文艺刊物《抗到底》，采用民间流行的宣传形式如大鼓词、数来宝、山歌、小曲、快板、三字经等来反映抗日内容，形式生动活泼，文字通俗易懂，颇受群众喜爱，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文艺方针的具体表现。

    　战时报刊在出版周期、文体和样式上均趋于多元化。为迅速及时报道战时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很多战时报刊加快编辑出版节奏，另创一些能及时反映时代的周期快捷的日报、三日刊、周刊、旬刊等，并大量发行火线版、“号外”报纸，发行量也十分可观，如《大公报》销量逾50万份，创湖北报业史发行最高之记录，《全民抗战》创刊不久发行量很快也达到30万份。在文体、样式上，新闻通讯、报告文学能及时反映战况和激发群情的文体样式空前兴盛，报刊上的漫画与木刻也一度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战时报刊的这些调整全面适应了抗战的特点，既能激发更多读者的抗战热情，也适应了群众对于出版物的多样化的需要。

   　 湖北战时报刊在民族危难之际，不仅发挥其告知功能，更彰显其教育、动员、舆论作用。这些文化“方面军”和政治“大炮”，在号召民众抗战，调动民众抗战热情、激发民众爱国热忱、坚定民众抗战胜利信心、辅助军事抗战和政治抗战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湖北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舆论界“黑血革命”功不可没。

   （作者系湖北省社科院文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