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堂，1956年生，湖北大悟县人。现任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法制史和中国城市史研究，对楚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对楚国经济、法律和城市建筑研究用力甚勤。近年来兼及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区域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产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亦有一代之学者。刘玉堂出生于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自小就喜欢阅读课外书籍，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诗歌《回延安》等，都曾给他最初的文学启蒙。文学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户。
        刘玉堂开始文学创作，在地区、省级报刊上发表小说和诗歌，以致于在他“弃文入史”多年后，著名作家刘富道还误把山东作家刘玉堂的小说当作是他的作品。高中毕业后在水利工地劳作的他被抽调进入湖北省军区，后来得以参加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文物考古培训班，结业后被留在湖北省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
        因父亲病故、母弱弟幼导致家庭贫困，高考时，考虑到读师范院校免交学费还能发放生活费，刘玉堂填报的所有志愿都是师范院校，幸运地被时任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并负责招生工作的冯天瑜教授相中，成为该系当年第一位录取的新生。大学期间，刘玉堂相继在权威期刊《考古》、《文物》上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一时成为历史系师生心目中的“明星”。

　　文化研究，成就斐然
        大学毕业后，刘玉堂考入湖北省社科院，师从著名文化史专家张正明先生攻读中国文化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当时的楚学研究，由于1978年河南淅川、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惊人发现而风生水起。学术生长有机遇期，学者的成长同样也有机遇期。刘玉堂躬逢其盛，他硕士毕业后留院工作。
        他很快在《民族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文艺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他成为楚学研究领域的青年才俊，显示出相当的实力。1993年春天，刘玉堂在撰写学术专著《楚国经济史》最关键的阶段，恰逢旧居拆迁，女儿尚小，为了“用志不分”，他只身蛰居于社科院办公楼9楼的一间8平方米的斗室，埋首著述，每晚工作至凌晨三点才得休息。“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他充分体味到了耕耘的艰辛与收获的快乐。
        刘玉堂在研究楚文化时，有意识地拓宽研究范围，在楚国经济、城市、建筑、交通、水利、文艺、军事等领域，都下过切实的功夫。其论著成果如《楚国经济史》等分别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三届湖北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等奖项。后来，他师从原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朱雷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汉唐历史文化研究，屡有斩获。刘玉堂曾担任《长江文化研究文库》（60卷）的执行副总主编，主编出版《荆楚文化研究丛书》（40卷）、《世纪楚学》（12卷）、《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湖北卷》等大型丛书，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建设，经世致用
        迄今刘玉堂共主持和参加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10余项；培养了一大批术有专攻、学有所成的硕士和博士，其中已经有数位教授和博导。他是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国家级专家、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届“五个一批”人才、政协湖北省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兼任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教授。
        “学以致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刘玉堂十分关注现实问题，经常为省内外各级政府提供有关经济文化开发和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咨询建议。他近年来撰写发表系列文章，呼吁促进湖北文化强省建设；主张湖北省应当在武汉东湖建立大型文化产业园“文谷”，让光谷、文谷齐飞；建议大力实施长江、汉江、清江和武当山、神农架、大别山并重的“三江三山”模式的旅游战略；提议在湖北随州定期举办“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这些建议对策，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并被相关部门采纳，产生良好效益，充分体现出一个人文学者的用世情怀。在湖北省荆楚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首期重大项目中，刘玉堂领衔主编多卷本《楚国通史》、《湖北文化通史》和《汉水文化史》，值得期待。
        （原载 湖北日报2014年6月30日理论前沿）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