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完成大典，他和团队坐冷板凳15年，查阅典籍3000多种，引用1990种，复印、摘抄草稿装了五六麻袋。他，就是华中师范大学77岁的文学院古代汉语教研室李思维教授，一句“我接下项目”的庄重承诺，让他和他的团队坚持了15年。

　　800万字：从先秦到辛亥，查阅典籍3000种引用1990种

　　《中华大典》是以国家的名义和力量来组织编写的一部全面的中华古籍大型系列类书，被称为一部可以和明朝《永乐大典》相媲美的中国古典文化的集成。该大典于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并列为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分支之一，以语义为中心，研究解释历史文献中语言问题的学科。而《训诂分典》编撰小组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翻看从春秋战国至辛亥革命的古籍，收集在训诂学的发展中，重要学者、论著的相关资料，为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作品寻找各类的评价和解释。

　　最繁冗复杂的当属资料的收集。古籍浩如烟海，研究团队需要在众多的典籍中“泡着”，寻找最合适的内容，进而复印整合。编纂这类大典，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忠实收录原始资料。接下项目之后的头两年，编撰小组成员辗转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图书馆，查找典籍资料。他们经常去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寻找需要的古籍孤本、稀见的珍本、没有被公开出版的稿本，然后复印回来。

　　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晚明张崇缙抄本《白涯书抄》，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清人胡世琦的手稿本《小尔雅义证》等也在他们的搜罗范围之内。李思维说，“有些书只有一本，不到国家图书馆找不到”。

　　在华中师范大学新图书馆建成之前，古籍藏在老图书馆东馆。“一坐就是一整天，连续数月，前后查了3000多种古籍。”李思维想起当时的那段查阅古籍的日子，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坐在年轻学生的身边，没日没夜查找文献。

　　“十几年来，习惯一直看竖排繁体字，现在看到横着的汉字就不舒服。”佘斯大教授介绍，古籍都是竖排繁体，整个团队最终阅读了近3000册古籍。就这样，大家分头看书，确定大典所需的基本书目。

　　15年：从1998年到2013年，泡在工作室里5400多天

　　1998年，《训诂分典》在华中师大遇到困难，没有人愿意承担编纂工作。“我接！”原本非编纂组成员的李思维临“危”受命。谈起这段往事，先生认真地说：“想着为华师的学人争口气，为华师争口气。”领命之后，先生立即联系文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的老师，组织起纂修班子，研究编纂体例，分嘱有关事宜，仅仅两年，就拿出了110多万字的送审样稿，且一次通过。

　　在李思维的牵头主持下，华中师范大学《训诂分典》编纂组成立。李思维的老伴伍凤华回忆，项目刚开始阶段，先生的头发一年间全白了。当时项目组人手不够且面临资金的短缺，“没有人又没有钱，”他只好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每天早上很早就从家中出发去工作室，一直会忙到晚上。“做项目不要命，”一直以来，李思维对《中华大典》的投入，老伴伍凤华都看在眼里，她明白，李思维就是“犟”，接下任务再难也要完成，“所有人都说他不该继续搞下去，可他一直坚持。”

　　在西区老招待所的工作室中，穿着厚厚的棉衣、带着保暖帽、身体瘦弱的老人坐在工作室的角落，身边堆满着打印好的《训诂分典》的校对稿，仅剩下编写引用书目和总的编撰说明的工作。

　　每天，从东区的家中走到校报编辑部的旧楼，早出晚归到办公室，没有空调电脑，只是沉心阅卷。一个人安静的在工作室中进行着他的编撰工作。团队中，也只有他是每天准时来到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手边除了用了十几年的红色陶瓷杯、从家中带来的小台灯、一个小烧水壶，就只有一摞一摞的编撰稿，每页复印纸上竖排繁体的文献上都有他的标记。每张稿纸上都是他一笔一划的文献记录。

　　现在，《训诂分典》800万字已完成，团队成员正处于校对阶段。预计，2014年初会正式出版。15年的风风雨雨，5400多天的坚守，李思维带领他的团队终于完成了这项难度最大、工程最艰巨、编辑出版任务繁重的国家项目。

　　13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切除脑部肿瘤用了780分钟

　　李思维出生于1936年12月，1956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工作，从事古汉语研究与教学，至今已57年。

　　李思维接受编撰《训诂分典》时，已过花甲之年。当时，除了心脏有点毛病外，身体还是很硬朗的，所以他才有信心临危受命，决定带领大家为国家编撰大典。

　　起初，李思维没有认识到编撰的难度，认为是把前人的研究分类整理，编撰成书就可以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课题研究之难度逐渐显现出来。为此，李思维经常向时任湖北总负责人、著名文献学家、湖北大学朱祖延教授请教。

　　再难也不能放弃，再难也要做下去。作为负责人，李思维的压力不仅来自身体劳累，更来自心理和精神。日复一日的身心劳累不断吞噬着他的健康。2008年8月，由于头晕头疼厉害，李思维倒了下来。家人赶紧把他送进医院，庆幸的是抢救及时，危险及时化解。躺在病床上，李思维一直放不下心。他忧虑的是，当《大典》编纂进入关键的收官阶段，自己病倒了，这会影响课题研究的进度。所以，从医院一出来，李思维不顾医生“在家静养”的劝告，又回到了他最牵挂的工作室里，埋头典籍经卷之中。

　　李思维是一名老党员。2011年，《训诂分典》的编撰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在当年文学院开展的创先争优党员公开承诺大会上，李思维说出了“除非李思维死了，不然什么都阻止不了我做大典”的庄重承诺。这是他对华师声誉的坚守，也是对学术的坚守。

　　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再次吞噬了李思维的健康。2013年3月，他的右脑部位被查出一个鸭蛋大的肿瘤。经常的头晕头疼，正是这个脑瘤造成的。医生诊断说：必须手术切除，否则危及生命。

　　3月28日，在湖北省人民医院重症手术室里，最著名的脑外科专家亲自执刀为李思维做脑部肿瘤切除手术。手术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整整做了13个小时，780分钟。

　　乐观坚强的李思维做完手术后身体恢复很快。半个月后，他就出院了。开始吃饭还要家人喂，到了5月李思维自己可以吃饭了。7月8日，他到医院复查，切除的肿瘤是良性的，一切康复很好。

　　“别的事情都记不清，只有《中华大典》的各项事务他记得清清楚楚，”肿瘤手术后，医生诊断说李思维大量的记忆会丢失。“绝对忘不了这刻骨铭心的《中华大典》。”伍凤容感慨道。

　　从医院复查回来，李思维在家里只休息了两天，他又到工作室里开始干了。整个暑假，李思维一直在工作室里加班，做书稿最后的校对工作。为了巩固手术后的疗效，李思维现在每天都要吃两次中药。他说，中药有二十多种放在一起熬，前一段里面还有蝎子之类的。

　　“学问好，功底深，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做学问不要命，为了大典的编纂几乎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课题组成员王洪涌副教授这样评价李思维。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