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讨论热情日益高涨。为什么西方那么关注中国经济的未来？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变大了，变得重要了，人们不仅不能忽略中国经济，而且必须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世界经济格局将因为中国经济而发生怎样的变化。

　　最近，华尔街很多投资银行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很不看好，而且是非常认真地不看好。仔细想想他们不看好的理由，就会发现，那些对冲基金或许认识到当前唱衰中国是能有机会赚钱的。

　　当然，唱衰中国的还有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美国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一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他对整个亚洲都是唱衰，而且已经持续唱衰20年；还有一位是纽约大学商学院的鲁比尼。他们一致唱衰中国，认为中国经济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停滞。有的时候，对中国经济乐观的观点反而不受欢迎，得不到重视。这个现象很奇怪。

　　但是，要回答中国经济还能再增长多久的问题，的确是比较困难的，需要认真研究。

　　我们为什么实现了高增长？

　　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中国的经济总量现在已经有近50万亿元，换算成美元已经将近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不仅有如此巨大的总量，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按照名义值计算基本上平均5年翻一番，即使按照可比价格计算，GDP平均7年也可以翻一番。于是，到了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英国，2007年又超过德国，到2010年刚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估计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只要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率之差可以维持在3.5到4个百分点，中国的GDP总量在2020年前后跟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过世不久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复原西方早期经济史的数据后发现，在18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人均收入的变化非常缓慢，人均收入要翻番几乎要1400多年。只是到了英国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才真正加快了，比如很多国家实现了人均收入2%-3%的增长速度。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世界不一样了，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增长特别快的经济体，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可以保持7%-8%的增长率，10年就可以实现人均收入的翻番。所以谈到高速增长这一现象，其实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也就半个世纪的历史。

　　为了理解这些高速增长的现象，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简单而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收敛假说”。意思是说，一个比较落后的经济体有可能实现比富裕的经济体更高的增长率。为什么有这个可能性？其原因是：第一，落后经济体的分母小，增长率容易更高；第二，更重要的是，落后经济体可以模仿发达经济体的制度、技术和生产方式，容易赶超后者；反而处在前沿的国家因为没有可追赶的对象，所以增长会趋缓。

　　这个假说非常重要，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今天可能有更多的经济体赶超的现象，而且这些赶超的经济体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发展成果。但是，“收敛假说”并没有给出实现收敛的条件是什么。也就是说，它没有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国家该怎么做才能实现赶超。实际上，要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去寻找和研读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试图从理论上弄清楚一些成功的经济体成功在什么地方。

　　经济学家发现，要实现经济发展，一个国家必须有比较快的资本积累，换句话说，不能把所有的收入都花掉，没有积累，就不能发展。1979年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认为，经济发展的最核心问题是加快资本积累，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中用于储蓄和投资的部分要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不能都消费掉。现在欧洲很多债务危机的国家为什么经济增长停滞呢？一方面因为收入水平相当高，没有增长动力，但是即使这样也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国民储蓄已经很低了，每年赚的钱都用于社会保障和其他的消费，没有留存，甚至要举债用于消费和社会福利开支。低储蓄率成为很大的问题。再看那些非常贫穷的国家，比如非洲，经济发展一直不尽如人意。什么原因？战后半个多世纪，世界银行在非洲尝试了所有经济增长的模式，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任何模式在非洲都不管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储蓄率过低。

　　上世纪60年代以来，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而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储蓄率比较高。为什么东亚人储蓄而非洲人不储蓄？这是个很大的理论问题，一直到现在经济学家也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不过，东亚人非常重视子孙后代的财富和幸福，总是向前看。这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实现较快的资本积累就够了吗? 苏联过去的资本积累也很快，那些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也都有很高的积累率，但是经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即使有过高速增长的阶段，也只是昙花一现。1960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脱掉靴子敲打主席台，大声高喊“我们埋葬你们！”，可是不久苏联的经济就出问题了。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技术不进步。有高资本积累没有用，必须要有技术进步，否则投资多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递减，增长变得不可持续。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比较落后的国家而言，确保资本的积累过程伴随足够的技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在过去20年里保持了比较高的投资率（但即使这样，中国的储蓄率仍然在很多年份大于投资率），使得资本存量快速增加。过去20年，中国资本存量平均每年增长约12%，高于改革的头10年，因此资本产出比在90年代以后快速提升，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GDP增长最快的时期。

　　要指出的是，中国资本积累加快的同时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贸易。这是与前苏联很不同的。过去的2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非常快，而且贸易的扩张主要通过外商在华的直接投资（FDI）而实现，这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进口甚至比出口更重要，因为相对于出口消费品而言，中国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品和中间品，所以进口的都是技术，包含在资本品中的技术。以贸易和FDI为途径吸收和消化国外的技术，并逐步实现技术的本土化和技术升级，是中国技术进步的基本方式。

　　资本积累是否伴随了技术进步，可以用最简单的增长核算方法看出来。增长核算的原理是，投入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值是否大于产出的增长率。两者之差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过去经济学家对苏联的增长核算发现，只有1965年之前TFP还不错，1965年之后TFP就出问题了，一直到苏联解体，整个苏联的经济都没有起色。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亚洲四小龙”，发现TFP的增长率是正的，这是最本质的区别，不要看苏联有高积累，“亚洲四小龙”也有高积累，但是这两种增长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绝大多数的东亚经济体TFP的增长率都很好。

　　迄今为止的研究都发现，中国在高速资本积累期间依然保持了较好的TFP增长率，大约每年平均3%-4%，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在35%—40%。这个成绩即使与东亚经济体相比，也是相当不错的。笔者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过去20年里，伴随资本积累过程的是我们的市场开放、竞争、贸易扩张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所有这些都帮助中国可以维持较好的技术进步。这也就帮助我们回答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增长这么快。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了，而且有不断提高的投资率，更重要的是总体的投资效率、技术的进步都非常明显。

　　中国经济还能再增长多久？

　　现在大家非常关心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趋势还可以持续多久。坦率地说，经济学家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去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不过，“收敛假说”还是能够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从收敛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简单地讨论一下中美两个经济体的差距。因为，差距越大，追赶的空间就越大。
　　
　　2003年高盛集团有一个大胆的预测：2041年中国经济总量才有望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以2003年为基点，中国还要用38年才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个预测今天看过于保守，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毕竟刚刚超过1000美元，而且高盛集团假设中国人均GDP从10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是要从10%下降到5%的。现在看来，这个假设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国内外出现了关于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的多种预测。而绝大多数的预测都基于“收敛假说”来考虑未来的增长率变化。比如，假设未来10—15年中国经济可以保持8%的增长率，美国是2%，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3%的升值速度；与此同时，假设中国的CPI 通胀水平小于5%，美国小于2%。这样的话，可以推算出中国在2020年之前就可以达到和美国一样的经济总量。如果再务实一点，假设未来10年的头5 年中国经济保持8.5%的增长率，后5 年降至7%，那么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7.75%；假设美国头5 年增长3%，后5 年增长2%，那么美国未来10 年的平均增长率是2.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这样推算下来中国在2019 年就赶上美国。这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经济学人》集团2010年年底的预测方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1年初也公布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预测结果。不过，它是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方法来预测的。按照IMF的PPP换算方法，中国2010年的GDP总量应该比按照官方汇率换算的美元数据高出一倍，差不多应该是11.2 万亿美元。而美国的GDP 则没有什么变化，是15.2 万亿美元。IMF 在它们的假设条件下预测，到5 年以后，就是2016 年的时候，中国GDP 的总量达到19 万亿美元，而那时候美国是18.8 万亿美元。这样的话，中国5年后就赶上美国了。而且还可以计算出，到那时中国经济的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大概是18%。用这个逻辑推下去，到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换算结果，占全球应该接近25%。这让我想起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Maddison）先生曾经复原的一个数据。该数据显示，在1820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曾经达到28.7%，而200年后的2020年，中国经济终于又回到了这个点。

　　那么，到2020年之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还能再增长多久？

　　众所周知，即使到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和美国持平了，但是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很低的，大概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相当于现在上海和美国的人均GDP的差距。假设今天世界银行的标准不变，那么以15000美元来衡量，到2020年，中国还是一个介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水平之间的国家，而且仍低于“东亚四小龙”的收入水平。按照“收敛假说”来思考，我们还有快速增长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可以维持多久的高增长呢？让我们结合一些参数来进行一下讨论。

　　首先是中国未来的投资空间。到2010年年底，中国资本存量大概是GDP的两倍多，约93.3万亿元，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我们只是美国的1/3多一点。按照人均计算中国就更低了。2010年中国人均的资本存量只有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不到韩国的20%。即使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美国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以铁路为例，按照规划，中国铁路里程在2015年将达到12万公里，也仅仅是美国22万公里的一半多一点。而且，现在的9万公里铁路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要达到5万公里的里程也要到2015年。过去20年我们加快了高速公路的建设，但按照密度来算，中国现在仍低于整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只是它们的70%。而在中国内地，这个密度更低。再看城市轨道交通。中国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将近100个，可是现在80%的城市是没有地铁的，现在的地铁里程90%集中在东部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在2020年之后，中国的投资空间依然很大，经济可改善的余地依然很大——这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即使整体上进入了中上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国内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赶超”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一倍。我们可以估算一下，如果沿海人均GDP是1.2万美元，内地平均是6000美元，再假设内地有9%的增长率，沿海有5%的增长率，可以匡算出，内地大概需要20年才能收敛于沿海的水平。

　　到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慢下来，但不会太低。笔者认为就平均而言，维持10年的6%—7%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不仅因为国际上有先例，即东亚经济体在人均收入达到中高水平以后都保持过较快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内的地区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资和生产率的改善空间。

　　其次是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众所周知，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它的经济增长重心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过程中，劳动力也就随之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个结构变化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也不例外。在过去30年里，制造业和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比重大幅度上升，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下降了30%，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现在，农业的附加值占GDP比重大约10%左右，未来还将会缓慢下降，有研究估计，到2030年会下降到5%—7%，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如果按照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来估计，农业劳动力占比从现在的30%下降到10%以下，从而接近农业附加值占GDP份额，至少还要20多年。

　　再次是中国城市化率的未来变化。2011年有一个消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0%，这意味着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城市化率从20%到现在的50%，用了3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这1个百分点的背后是1000多万农业人口成为城市人口。按照这个趋势推算，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70%）的话，从现在起也还需要20年时间。因此，笔者认为，即使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后，还应该有不少于10年的时间来完成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与现代化，从而能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

　　中国具备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吗？

　　现在每个人都关心中国未来的较快增长是否还有可能，未来是否具备再增长的能力。特别是，在需求条件上，中国未来是否可能释放和维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否在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对于这些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关于未来国内需求条件的变化趋势，特别是消费需求和储蓄率的变化，二是关于技术进步和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都与现在倍受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关，所以，下面的讨论也有助于回答为什么中国不太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维持未来较快增长的需求条件的问题。其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目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的严重不足。基于对当前需求不足的判断，多数人认为消费萎缩使得中国未来不足以再维持增长，而且增长即将“熄火”。

　　坦率地说，消费占比的下降一直是一个疑问。因为从数据上看，中国家庭消费开支的增长并不慢，这不仅是由于这些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率都超过了17%，也因为家庭在住房、教育、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医疗保健和养老等方面的开支增长更快，即使扣除价格因素，其增长率也看不出存在显著的落差。如果把中国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人均消费增长做一个对照就会发现，在相似高增长的阶段，中国的人均消费的增长明显好于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等。所以，过去10年出现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现象很让人费解。从官方数据上看，家庭在住房消费开支以及服务消费等方面的开支存在被严重低估的可能。

　　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应该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是低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处在高增长和高积累的阶段，GDP里每年要拿出更多的部分去投资，搞建设，目的是提高人均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当然，就算消费占比在下降，那也只是比重的下降，不是绝对量的减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未来的消费需求的释放表示悲观。

　　无论过去消费占比是否出现下降趋势，笔者相信未来的消费占比一定会不断提高。首先，因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社会的消费升级不可避免；其次，城市化的进程将不断释放住房消费的能量；第三，城市化的进程伴随教育、医疗健康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均等化，将大力推动未来服务消费的进一步增长；第四，随着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也会带动大量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的增长。

　　未来消费占比持续提高的结论还可以从国民储蓄率的未来变化中推断出来。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情况来看，他们都曾经经历过储蓄率上升转而下降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转变有关系，因为人口红利的存在会提高国民储蓄率，而人口红利的减退将降低国民储蓄率。根据已有的关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和预测，中国在未来20年不可能继续保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和发达国家差不多，一个妇女平均生1.6个孩子，出生率是很低的。普查还发现，中国有1.776亿人口是在60岁以上，就是说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一样正在快速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越老龄化，国民储蓄率就会越低。实际上，如果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模式来推算，中国的主要储蓄者（也就是35到5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储蓄的峰值应该是在2010年前后。这意味着国民储蓄率的最高值也就在这几年见顶了，之后只会降下来而不会持续上升。 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定会逐步下降，不可能持续维持目前大约30%的水平。不仅家庭储蓄率要开始下降，而且因为政府的社会保障、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消费项目开支增加，也必然会降低政府的公共储蓄率，提高政府公共消费的占比。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的基本建设和资本形成的高峰期可能也就再有15到20年的时间，这对中国经济收敛于高收入发达国家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看，过了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太可能高于5%，虽然到那时消费需求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中国未来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从5000美元提升到15000美元，甚至再到20000-30000美元的水平，必然要依赖技术和产业持续的升级换代。有意思的是，目前多数人较为悲观，很多人担心中国在未来未必能拥有实现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出现这样的担忧是因为他们对现状不满意，看到过去30年中国的技术进步还主要依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而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还不足。而且即使已经成为贸易大国，出口品的附加值率总体还不高。但问题在于看到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上的巨大差距，就能因此断定中国难以在未来保持较强的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势头吗？这样的思维方式不可取。正确的思维方法是观察中国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走过来的路径是否大体正常，中国的道路是否遵循了一般的经验规律。正常的思维是，在很多方面，中国不会例外。而例外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经扭曲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

　　从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反观过去3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非常明显，即使在贸易领域，出口产品的构成和技术复杂程度也在持续上升中。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罗德里克（Rodrik）教授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就曾发现，中国出口品的构成几乎与法国一样，从出口品的技术复杂性来推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比现在高出3倍才对。的确，与中国出口产品种类相似的那些国家，其人均GDP 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

　　当今世界是“平”的，技术进步与贸易密不可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分工格局已经转变为垂直分工为主，在这种背景下，技术进步不再是过去那种完全靠自己关门做研发的模式来推进。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国靠引进技术，特别是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引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并进行消化，最后发展出本土化的技术创新能力就是符合经验规律的。即使在加工贸易领域，看上去是用别人的技术，或者消化别人的技术，能做好也是不简单的。很多经验研究发现，国外的技术转移过来，要想有正面的“溢出效应”并取得带动技术本土化的效果，自己必须要具备良好的研发基础和消化能力。不可否认，得益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显然没有让人失望。

　　2011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出版了WTO 和日本亚洲研究所合作研究贸易模式变化的报告。这个报告使用日本亚洲研究所编制的涵盖9个国家和地区（日本、印尼、韩国、中国台湾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中国）的亚洲投入产出报表2008 年的数据，估算出9个经济体贸易加权的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率（即出口价值里国内附加值所占的比重）平均为72%。其中，新加坡的出口品中包含的国内附加值率为42%，中国台湾为53%；韩国为63%，泰国约为65%。根据他们的估计，中国大陆为63%，高于新加坡和台湾，与韩国和泰国相似。这说明，我国现在出口品中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已不算落后，反映出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取得的成绩。另外，报告提到，美国和日本2008年的出口品中的国内附加值率相当接近，大约为85%左右。这说明，相对于发达的工业化经济而言，中国新兴工业化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的出口附加值率总体而言还相对较低，这是正常的现象。意味着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力还有待提高，特别是提高资本密集和技术复杂行业的附加值率，持续降低加工出口的比重。

　　从国家层面来看，过去10多年，中国自上而下的科技发展和鼓励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也将大力提升中国的技术研发能力，这对于未来20年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从OECD的经验来看，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达到1%的水平通常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但越过1%就会加速，这个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科技起飞”。以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1%这个标准来定义，中国已经进入到科技起飞的阶段。现在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经达到1.7%，并很快提高到2%。目前中国研发投入的增长率大约为6%，与韩国和新加坡相当，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根据2006年国务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的估计，到2020年，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将从现在的1.7%达到2.5%，并将进口技术的比重从现在的50%下降到30%。规划还预测，中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将从现在的3%达到15%以上。现在中国在通讯领域里的技术升级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已经获得比较大的发展，前几年中国通讯与信息部门制定的一些技术标准已经引起跨国公司的高度关注，甚至抗议，这说明未来的前沿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已指日可待。

　　所以，考虑到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开放贸易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垂直分工，消化转移的技术，不断增加在自主研发上的投入，应该相信我国在技术阶梯上实现快速上移、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