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刻本《孔氏六帖》（以下简称《孔帖》）30卷，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29卷，北京国家图书馆珍藏1卷，两处所藏是否为同一版本？是否为同一本书？这是我们极感兴趣的问题。

　　承蒙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主任李广健教授的盛情邀请，我和胡艳萍于2012年9月至12月到台湾作学术访问和短期研究，有幸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孔帖》。该院图书文献馆为我们访书给予了很大的便利和特别的关照，破例提供《孔帖》宋刻原书，我们得以在3个月的时间内，静心校读珍罕孤本，收获颇丰，感慨良多。

　　宋版《孔帖》系清乾隆、嘉庆时宫廷善本书库“天禄琳琅”所收藏，后辗转到台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几十年来，大陆人士无法查阅该书。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加强，我们终于识得“庐山真面目”，感叹此书版本精良，书品上乘，是古籍中的奇珍。它在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和历史学上有很高的价值，弥足珍贵。这些问题拟在以后专文论述，这里只谈谈台北所藏《孔帖》29卷与北京所藏《孔帖》1卷的关系。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刘美玲副研究员曾研究过《白氏六帖》、《孔氏六帖》的存散与流传，注意到台北所藏《孔帖》缺卷十一，而北京所藏《孔帖》恰为卷十一；又核查两处刻本版式均为版心白口、左右双边，行格字数有相同者，她“虽然无法实現比对”两地藏本，仍推测“两藏本为同刊本”。我在北京查阅过《孔帖》卷十一；在台北，又校阅了《孔帖》29卷，两相比对，有进一步的认知，同刘美玲副研究员有过交流，今补举数证，以成两岸所藏为同一刻本之共识。

　　其一，台北所藏《孔帖》缺卷十一，但总目录有卷十一的门目，计有“帝德”、“祥瑞”、“铭功”、“图书”、“封禅”以及“对见”、“对问”、“谏诤”等共36门，与北京所藏《孔帖》卷十一完全一致。

　　其二，两处所藏《孔帖》版口相同，即均有黑双鱼尾，版心上端刻有该版面字数，下端有刻工姓名，北京藏的卷十一，刻工署名者是：余简、余明、陈仁、叶彦、吴友、吴忠、吴佐、刘柯、刘全、刘中等，他们也是台北所藏29卷本的刻工，证明两地所藏为同刻本。

　　其三，两地藏本钤印相同，即有清宫“天禄琳琅”的藏书标志。北京藏的卷十一在该册扉页上从上而下钤朱文方印三枚，即“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和“太上皇帝之宝”。首页正上端钤“乾隆御览之宝”椭圆朱印，右上端钤“天禄继鉴”方形白文印。正文末页正上端钤“乾隆御览之宝”椭圆朱印，右上端钤“天禄琳琅”方形朱文印。这6枚印及所钤位置与台北所藏19册29卷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天禄琳琅”所藏善本书于嘉庆二年（1797）毁于火灾，嘉庆年重新征集天下善本书，这些书除钤有前面所说的乾隆5枚朱文印之外，“天禄继鉴”方形白文印则是嘉庆帝藏书的标志。由此可认定，北京、台北所藏《孔帖》应是嘉庆重收的“天禄琳琅”藏书。

　　其四，《孔帖》30卷，三分之二卷首页有“文渊阁印”，说明此本原藏明代皇室内廷，而各卷首页第一行下方又钤有“臣筠”、“三晋提刑”两枚方形朱文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注明《孔帖》“四函、二十册”为“商邱宋氏藏本”，表明《孔帖》自明宫廷流出后为山西按察使宋筠所收藏，并于嘉庆年间送入内府为“天禄琳琅”藏书，这时的《孔帖》为二十册，未曾分割。现在台北所收藏的19册29卷分四函包装，除一函包含4册外，其它3函均为5册，没有任何一函有空隙容纳卷十一那一册了。也就是说，内府依据乾隆的规定，宋版书“函以锦”，《孔帖》是按19册制作包装锦函的，而涉及“帝德”的第十一卷（即第7册）则可能因宫内帝王拿去阅览而未归还书库，以致流失分离。值得庆幸的是，孤本《孔帖》如今虽分藏海峡两岸，但毕竟是足本存世，留给后人的不会是残本的缺憾。

　　近日欣闻台北故宫博物院已向国家图书馆商借馆藏的《孔帖》第十一卷等善本书，以促“天禄琳琅”合壁展出，并计划让这批分别典藏于两岸的善本书合壁出版，这是嘉惠学林的善举，我们乐观其成。

 
图为作者（左）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阅校《孔氏六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