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勤廉仁俭文化

炎帝，即为炎帝神农氏，他与黄帝并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是中华文明的象征。炎帝神农生于烈山，即今天的湖北随州。炎帝神农生活中表现出的勤廉精神，是他留给湖北人们乃至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第一，不畏艰辛、勇于践行的勤劳精神。炎帝聪明睿智，勤劳勇敢，其勤劳精神表现在不畏艰辛、勇于践行上。神农“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淮南子·齐俗训》）他以勤劳促创新，开创了农耕文明。他育五谷，造耒耜，始创农耕；他驯禽兽，圈牲畜，始创畜牧；他还制陶器，创编织，观天象……总之，与农业相关的，他都为之创造，使人类从采集养殖转入农耕和养殖并重的时代，为中华民族走向农耕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无私诚信、为民奉献的勤政精神。炎帝神农作为部落首领，具有勤劳勇敢和无私诚信的品德。“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庄子·让王》），具有朴素的大公意识和奉献精神。面对瘟疫流行，人们生活困苦不堪，“神农憔悴”，“忧劳百姓甚矣”（《淮南子·修务训》）。他不顾个人安危，为让天下百姓摆脱疾病的折磨，到神农架等高山密林，发现医药365种，经后人整理为《神农本草经》，创建了中国早期的药物体系。

第三，力戒奢华、仁爱无边的勤俭精神。炎帝神农身居高位，却力戒奢华。他以俭促进仁爱，“养民以公”，对老百姓总能“怀其仁诚之心”（《淮南子·主术训》）；他以俭治理混乱，“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画策》）；他以俭创造和谐，“合天地之和”而发明琴弦，“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新论·琴道》）。他用最俭朴的方式处理万事万物，使民众明白万事万物发展的道理。炎帝神农的勤俭是与民同乐，是无边的仁爱，是和谐的“王道”，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精神源泉。

炎帝神农的勤廉事迹，是勤劳荆楚人民勤廉精神的集中体现。与勤廉相关的神话或民间传说，在湖北比比皆是，如人类始祖之一、发明桑蚕纺织的远安嫘祖传说，炼石补天的竹山女娲传说等。炎帝的勤廉精神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荆楚儿女。比如药圣李时珍遍走名川大山，历30余年而不辍，撰成巨著《本草纲目》的事迹，便是炎帝神农心忧黎民、为民解难的勤廉文化影响的结果。

（二）廉政恤民文化

在楚国八百年历史中，勤政恤民、功勋显赫而影响深远者莫过于楚庄王与孙叔敖君臣。此外，楚国还有许许多多的忧国恤民君臣，如辛勤创业的楚先君熊绎、功成身退的楚大臣申包胥、忧国忧民的屈原等等。他们的廉政言行，青史留名，精神永驻，后世一代又一代的圣君明臣和文人骚客无不将他们视为圭臬。

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他不仅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还具有忧国忧民的廉政情操。他认为作为一个统治者，最重要的就是勤政恤民，他说楚国草创时期，邦小势弱，但政治清明，国家蒸蒸日上，楚国之所以能逐渐强大，正是在于早期君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式的创业。他常告诫自己和臣下：“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同上）。他有训诫国人箴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同上）他自己也十分节俭，“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国语·楚语》）。楚庄王能称霸中原，但不迷信武力，他说武的目的是停止攻伐，因武有七德，其中就有安民、和众和丰财，这与他为民“不废时务”的宗旨是一致的。楚庄王对修身治国的关系也有深刻见解，他十分赞赏“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辩证言论，这些修身与治国的言论，对儒家和道家都产生过影响。他对太子的教育十分重视，他要求老师要善于教育太子向善的方向发展，殷殷希望，溢于言表。他给太子开设的学习书目不仅有道德礼仪方面的书籍，还有刑法方面的著作。太子因触犯法律受到处置，庄王欣然给执法官升官褒奖。庄王时期，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因此，孔子赞道：“贤哉楚庄王！”（《史记·陈杞世家》）正是楚庄王的奉廉循礼，勤政庇民，才成就了他逐鹿中原、问鼎周室的霸业。

令尹孙叔敖的勤政恤民，是楚庄王成就霸业的重要保障。孙叔敖作为楚国令尹（相当于后世宰相），是廉政的楷模。他体国如家，“栈车、牝马，粝饼，菜羹、枯鱼之鳝，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韩非子·外储说》）他把自己的执政经验从三方面进行了总结：“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淮南子·道应训》）认为从政者地位越高越要以下自处、权利越大越要谨小慎微、俸禄越多越要施舍广，将为政者的地位高低与人生志趣、高官厚禄与人生取舍作了极佳的辩证总结。孙叔敖死后，儿子十分穷困，靠打柴谋生，可见他为政自俸不奢，为民尽其所能，已形成了清廉自洁的家风。孙叔敖出身穷乡僻壤，经人推荐，由一介不名一文的处士扶摇直升为令尹，三得相位又三失相位，可谓经历了世态的炎凉和沧桑，但他始终不喜不悔，不忘清廉之志，勤政廉洁，以民为重。司马迁作《史记》专为循吏立传，孙叔敖被列为第一人，并称他的言行已收到不教而民自化、远近都来效法的效果。

楚国不少君臣具有深固难徙的忧国忧民情怀，如楚平王、令尹子文、三闾大夫屈原等。楚平王在其前期统治中，颇能安抚国民，推行廉政恤民举措，如“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敕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人良物官。”（《左传·昭公十四年》）平王“抚民”之举，涉及民生许多领域，值得当今社会借鉴。楚成王时，令尹子文也是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的代表。子文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国语·楚语》）将为政的目的，一言概括，上古无出其右。子文初为令尹时，恰逢国家经历内乱，国力贫弱，子文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家族中所有财产尽奉于国家，挽救楚国于动荡之中。子文担任令尹一职，因恤民的缘故，竟没有一日的生活积蓄，可谓鞠躬尽瘁，孔子称之为“忠”（《论语·公孙长》）。三闾大夫屈原，忧宗国之多难，哀民生之多艰，数度诤谏楚怀王亲贤臣远小人，虽没有得到采纳，屡次遭受流放，却仍“上下而求索”。屈原深固难徙的爱国恤民情怀，在楚辞《离骚》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高风亮节、忧国忧民、九死不悔的精神，影响着无数代中华儿女。此外，蒙谷、叶公、申包胥等大臣，都是在楚国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建有护国之功，却都功成身退，在青史上留下一段段佳话。

（三）道廉修身文化

道文化与湖北颇有渊源。老子原型之一老莱子诞生于荆门，荆门郭店出土有战国楚简《老子》，是迄今为止出现最早、最真、最原始的版本，包涵有丰富的道廉思想。武当道教更是闻名于世，将道廉文化传承至今。道廉文化的实质是道家修身治国文化，它最大特色就是把修德作为寻道问道的宗旨，把修身养性作为治国安民的基石。道廉文化以《老子》为经典，其核心是“道法自然”，其精髓是“无为而治”，修德修身，无为而无不为，令天下自化而大治。

第一，倡导“道法自然”，要求遵循自然规律。“道法自然” 是道文化的核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文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要遵循“道”、遵循自然规律。道是天地之母，是人类生命的源泉，人要维持其生命正常运行，必须效法自然，顺从自然规律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法自然”也就是强调实事求是。

第二，倡导“无为而治”，要求虚心执政。“圣人之治，虚其心”，老子认为国家之所以难以治理，贪腐心之所以难以根除，是因为统治者有太多的智巧心机，好大喜功，胡乱折腾，过度用权。惟有“虚其心”，方能治国。清廉无为的执政，在于顺应民心，达到和谐执政。“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老子》认为，要想在上面统治人民，必要先用言行表示谦下；要在前面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放在人民的后面。这样，人民被统治就不会感到压力，被领导不会感到受驱使。这就是老子极力倡导的和谐执政。

第三，倡导修德养性，要求心怀天下。道廉，首先要求自身道德取向和价值观是廉洁的，其基石是修身修德文化，其目的是安民合众，治国安邦，体现出修身养性和治国安邦的辩证统一。修身自爱是能以天下相托的基础，倡导修身养性、自爱自重是人生事业的基础，《老子·十三章》曰：“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若可托天下。”辩证地说明了修身是治国的基石。《五十一章》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认为养性贵德、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万事万物都应遵守这一规则。修身修德，功到自然成，天下莫不遵从。

第四，倡导谦逊友善，反对自我膨胀。《老子》对为政者“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等不良习性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形象的嘲讽，以根除恶习，作为长久治国的保障。“自见”指只看见自己、关注自己，自认为有见地而喜好表现；“自是”指只肯定自我的存在，只认为自己是对的；“自伐”指掠取功绩荣誉，只看见自我的价值，漠视他人的价值；“自矜”指只把自己看作唯一可以依靠、信任和崇拜的对象。因此，自逞己见的不得彰明，自以为是的不得彰显，自我夸耀的建不起功勋，自我矜持的不得长久。与自我膨胀相反的，是谦逊友善，“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受其影响的，后来道教经典著作《太上感应篇》通篇劝人弃恶扬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第五，倡导大道从俭，反对贪欲腐化。《老子》中的戒贪思想可谓俯拾即是，如“去甚、去奢、去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一再强调一切祸害皆来自于贪欲，为政要力戒贪欲，要修身养性，保持“知足”的德操。道教的“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行”（《太上感应篇》）的十六字纲领，正是强调祸福、善恶是自身修养好坏的结果。道家强调俭慈、力戒贪欲是修身养性和执政为民的根本。《老子》认为，“治人事天，莫若啬”，把节俭不浪费看作万事万物的根本。老子把“俭”和“慈”视为人生之至宝，认为慈爱、节俭是人生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勤俭、仁慈的基础上，老子要求为政要恬淡寡欲，不为物扰，亦不自扰。“不贵难得之货”，“我无欲，而民自朴”，倡导统治阶级要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顺应时势，心怀仁爱之心，不折腾民众，民风自然纯朴。

第六，倡导关注民生，反对践踏民力。老子从“贵身”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体生命远贵于名利，为了名利而损坏民生、害了自身，是舍本逐末之事，故为政者要抛弃忘却名利。所谓“贵身”，要求为政者应顺应自然规律，清静寡欲，宠辱不惊。这种“贵身”，可引申出“修身——廉洁——注重民生——天下大治”的辩证关系。老子还反对“厚生”。“厚生”即“生生之厚”，特指那种以奢侈的生活方式腐化自己，过声色货利的纵欲腐化生活。“厚生”的结果是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糟蹋了自身宝贵生命，忽视了广大民生，最后导致国家纲纪的崩坏。这种“厚生”，可引申出“堕落——腐化——忽视民生——国家衰落”的演绎路径。

外儒内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人常常以儒文化处世，以道文化修身。道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很多，武当道教所提倡的道法自然的生活方式、崇简抑奢的生活信念、柔弱不争的处事之道，无疑与当今廉政文化中的修身观念相得益彰，一脉相承，值得我们取其精华，学习挖掘。

（四）孝廉本根文化

湖北孝文化名扬四海。“二十四孝子”故事中有五位湖北孝子，即老莱子彩衣娱亲，丁兰刻木事亲，董永卖身葬父，黄香温衾和孟宗哭竹。湖北孝文化，既有孝亲思想，又颇具廉洁特色，它们影响广大，至今传承。

孝廉在中华文明中有着本根的地位。孝是道德的基本准则，更是爱民奉公的基础，唯有孝亲的人才懂得爱民，《孝经》引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曾子说：“民之本教曰孝”，高度概括了孝在中国道德教化中的本根地位。孝还有忠君爱国、维护民族独立的功能。唯有懂得孝亲的人方能忠君爱国，“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于是有“忠臣必出自孝子之门”的说法。孝与廉的结合起于汉代，“举孝廉”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作为被荐举人，必须具有孝廉之品德，“一曰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通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后汉书·百官志一》）汉魏的孝廉要求，兼具儒、道、法三家文化的精髓，对被推荐人的道德、学识、才能、毅力、决断等方面作了全面严格的要求。

湖北的孝子传说，闻名全国而传承古今的，首先当数董永卖身葬父的传说。董永，出生于山东，自幼流落于孝感，因要换取父亲的丧葬费用，董永卖自身于一富人家为佣。董永事迹感动上天，玉帝之女奉命下凡帮助董永还债。这些传说，说明荆楚大地孝亲之风自古浓郁，而这些又为后世官员的孝亲和廉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湖北还有许多孝子清官，如汉魏时期的黄香、孟宗等，二人的事迹也是“二十四孝子”故事的内容。孝敬亲长、办事廉洁是他们最大的特色。黄香，东汉著名大臣，江夏人，官拜尚书郎。九岁时，母亲病逝，黄香辛勤劳动，尽心尽力照顾生病的父亲，夏时用扇煽凉父亲的枕席，冬时以身体暖和父亲的被褥。十二岁时，他学经典，习道术，能书文章，时号“天下无双，江夏黄香”。黄香为官勤力，恭敬行事，忧公如家。他魏郡太守时，郡中有一块旧的园田，有数千斛收成，手下人要求受回。黄香说：“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后汉书·文苑列传》）将田地交给百姓耕种。孟宗，三国时期吴国大臣，江夏（今孝昌县）人，官至司空，“哭竹生笋”的主人公。孟宗任监池司马时，曾亲自结网捕鱼，腌制后寄与母亲，母亲愠退，教育他应该规避嫌疑。孟宗感悟，为官更加清廉。

南朝宋孝建元年，因湖北“孝子昌盛”，始置“孝昌”县。后唐庄宗李存勖根据董永、黄香和孟宗等感天动地的孝子故事，改孝昌县为孝感县，是为“孝感”得名之始。今日，孝感是我国唯一以孝命名的地级市，其孝廉文化底蕴深厚，遍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戏曲、剪纸、景观、店铺等都无不以孝为素材，它是中国孝廉文化的最大教育基地，是中华孝文化的重要根基之一。

（五）革新反腐文化

湖北历史上有“一鸣惊人”的创新之举，有影响深远的吴起变法、张居正“一条鞭法”等改变陈腐吏治的变革。这些革新文化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湖北人民自古以来具有的反对腐朽、倡导清廉的文化特质的展现。湖北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以武昌首义为中心的辛亥革命更以推翻腐败的清王朝统治、结束腐朽落后的君主专制制度而彪炳史册，从而书写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革新反腐诗篇。

武昌首义，展现了荆楚民众为挽救中华民族而爆发出的敢为天下先的革新精神和反抗腐朽的献身精神。百年前，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给中华民族带来无休无止的屈辱和血泪。推翻清王朝，复兴中华，成为当时中华民族的公义。1911年，武昌，在这座千年古城，荆楚军民代表民族利益，挺身而出，高举义旗，发出铿锵有力的怒吼，打响了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第一枪，从而发起了一场结束长达2000余年的落后专制帝制的伟大革命。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的慷慨就义，程正瀛、熊秉坤等的首先发难，纪鸿钧、王世龙舍身烧督署，武汉三镇人民群众的同仇敌忾，商人、工人、农民、市民踊跃与革命军并肩作战，痛击清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展现出了大无畏的革新反腐精神。辛亥革命是人民公义的胜利，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红楼、起义门这些革命遗址，更多的是首义精神，一种勇立潮头的革新精神，一种敢于担当民族大义的反腐精神！以武昌首义为起点，顺应振兴中华的浩浩潮流，中华民族以不可阻挡之势，向着更加深远、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迈进，也向着民族的伟大复兴迈进。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多次肯定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也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集中体现。”“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0日）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承继武昌首义革新反腐的精神，“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湖北辛亥革命志士，为了继续推进革命，不仅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一系列后续斗争，而且在总结革命教训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求是》2011年第20期）。湖北是中国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省份之一，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有董必武等5位是湖北省籍。随后，荆楚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怀抱着民族独立、国家振兴的崇高理想，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六）监察防腐文化

从先秦至今，湖北的监察防腐文化，源远流长，闻名遐迩，既有大家熟知的一些非监察官吏不畏强权、不计个人得失而发挥监督功能的事迹，如屈原诤谏楚怀王、石瑛拒绝蒋介石等，还有如唐代“头可断而舌不可禁”的谏议大夫柳浑、北宋与包拯并同列入《宋史》的“真御史”唐介等监察御史官。他们或反对贪腐，或倡导清廉，使监察防腐建设能一以贯之。特别值得称颂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史上，湖北这个地方具有里程碑意义。

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创了中国纪检监察工作机构的先河，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共“五大” 初步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系统，尤其在党内监督机制建设上前进了一大步，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为党的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共“五大”首设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在当时党内有着深刻防腐背景。一方面，由于党内民主极不健全，尤其是党的监督制度缺乏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地方组织对中央的监督、党员对党组织的监督，已导致党的最高领袖陈独秀独断专行，家长制作风严重，犯下了严重错误，致使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对革命和武装的领导权，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严重削弱了党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共党员数量剧增，虽然绝大多数党员能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但也存在某些贪污腐化等不容忽视的现象。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深刻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健全和严格党内监督，严肃党纪。中共“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加强防腐防变能力的重要创举，它的产生有助于我党永葆革命青春和活力。从中央监察委员会到今天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演变，反映了湖北在我党的纪检监察史上的重要历史作用。

脍炙人口的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出自湖北红安老红军战士程坦之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它的主旨是，人民解放军官兵来自人民，就必须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纪律性，处处为人民着想，处处为人民服务。它的自觉执行，对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和欢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严格执行，对于加强军队建设，密切军民关系，增强官兵团结，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长，是湖北咸宁人钱瑛。钱瑛同志有句口头禅：“不怕鬼！”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她决不趋炎附势，不见风使舵，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她立党为公，坚持原则，铁面无私，上至国家主席下至老百姓她都无比爱戴，周总理称赞她是“我们的包公”,李先念称之为“光明磊落”，老百姓直呼她为“女青天”。

小结：

对优秀历史廉政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具有导向和教化、监督和凝聚、审美和修身、鼓舞和支撑等多重社会功效。湖北品牌廉政文化资源具有源源流长、底蕴深厚、以民为本、与时俱进等多方面的典型特点，对其总结和宣传，是湖北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加强湖北品牌廉政文化资源的进一步挖掘和弘扬，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廉洁风尚的形成，对优化我国当今经济社会环境，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