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楚文化的时空分布

在考古学上，楚文化的典型特征形成于春秋中期前后，目前尚未见到早于春秋中期的楚式青铜器，但与楚式青铜器并存的一批具有楚文化特征的陶器，则可上溯至西周时期甚至更早。由此可知，早期楚文化指的是夏商及西周时期与典型楚文化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一组陶器遗存。这组陶器遗存以鬲为核心，以鬲、盂、豆、罐或鬲、盆、豆、罐为基本组合。鬲很有特点，为北方的鬲与南方的鼎结合而成，似鼎非鼎、似鬲非鬲，又被称为“鼎式鬲”或“鬲式鼎”，一般为连裆或弧裆，空足很浅、甚至略有略无，柱足，足与器身分开制作，俗称此制法为二次包制，学界称之为楚式鬲 [1]。

就目前所知，楚式鬲最早的源头在鄂东盘龙城一带，在盘龙城遗址的王家嘴下层，相当于夏代的文化遗存中，出土有目前最早的联裆鬲 [2]，已具有楚式鬲的基本特征。由此可知，早期楚文化的时间范围，最早可以追溯至夏，其下限则在楚文化特征形成之前的春秋早期，而其主体部分、也最为学术界所关注的，则是在西周时期。

鄂东和鄂东北地区的早期楚文化遗存是目前最早的。在鄂东的盘龙城遗址，发现有大量的平裆鬲，时代可早至夏商 [3]，这类陶鬲明显不是中原风格，应是当地居民将北方的鬲与南方的鼎融合后创造出来的，具有明显的鼎与鬲相结合的特征，这是目前楚式鬲最早的源头。此类融合南北文化的陶器遗存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体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到西周时期，更进一步与周文化结合起来。黄陂鲁台山所出西周早期遗物中，年代较早的Ⅱ式鬲明显具有周文化的瘪裆、锥足风格，较晚的Ⅲ式鬲则已变为柱状足，裆部虽仍为瘪裆，但开始向弧裆发展 [4]。在鄂东北的大悟吕王城遗址，西周早期陶鬲亦多具周文化风格，与沣西较为一致，但吕王城T2⑦：160，已初具楚式小口鬲作风，较晚的吕王城T2⑥：147、T2⑤B：118，虽仍为瘪裆，但已与楚式鬲风格较为一致 [5]。武汉放鹰台遗址西周遗存，年代大抵为西周早中期，文化面貌与大悟吕王城、黄陂鲁台山、新洲阳逻香炉山等属同一类型，而与香炉山遗址最为接近，所出鬲、甗、盆、盂、豆、罐，为早期楚文化基本组合，器型亦大体相类，所出鬲足采用包制方法，为楚式鬲的基本特征之一，CaⅢ式陶鬲，夹砂褐陶，圆唇、束颈、弧裆，柱足较高，与真武山、郭家岗等地所出陶鬲器型风格一致，C型侈口折壁豆盘亦与真武山较为一致，Aa型鬲(T3②：1)造型奇特，上部为直口、带盖、管状冲天流，下部为分裆稍平，柱足较高，与江汉地区周式鬲较为一致，应是南北文化交融后的产物 [6]。罗田庙山岗遗址西周遗存，年代约为西周中晚期，陶系以夹砂红陶和红褐陶为主，器类有鬲、甗、罐、瓮、缸、盂、缽、豆等，纹饰以绳纹为主，与均县朱家台和大悟吕王城西周遗存关系密切，鬲分大口和小口两类，均为长方体、卷沿、侈口、弧裆、柱足较高，A型鬲有较明显的瘪裆风格、并有扉棱，B、C型鬲则为弧裆微瘪型，与襄宜地区出土的早期楚式鬲一致 [7]。上述鄂东及鄂东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较为明显的来自北方的姬周文化与江汉土著文化融合的趋势。

丹江流域亦有较为广泛的早期楚文化分布，丹江上游地区，商南县过风楼遗址是目前极受关注的遗址，所出西周遗存年代约为西周中期，其陶器特征与关中周文化相去甚远，而与江汉楚文化有较为明显的亲缘关系，另东龙山、巩家湾、陈塬等遗址亦相类似遗存，年代大抵为西周中晚期 [8]。丹江下游地区，淅川下王岗遗址西周早期遗存大抵与沣西无异，但其中的Ⅳ式鬲，侈口、圆唇、鼓肩、收腹，联裆圆柱状足，与早期的楚式鬲颇有类似之处 [9]。近期备受关注的郧县辽瓦店子遗址，发现了有关楚文化起源的重要线索，据发掘人员简介，其最早年代约为西周早期。

在西陵峡地区，庙坪遗址发现了几件较完整的西周陶鬲 [10]，除纹饰为方格纹外，其余特征与真武山、郭家岗等地所出陶鬲基本一致，具有早期楚式鬲的特点，其年代，原报告定为西周中期，此年代明显偏早，应为西周晚期。此外，西陵峡区的宜昌上磨垴 [11]、秭归柳林溪 [12]等遗址，均出土有与早期楚文化有关的周代遗存，这批遗物的年代，大抵为两周之际前后。

在长江北岸，湖北地区的江陵荆南寺遗址出土了鬲、盂、豆、罐的完整组合，年代约为西周晚期，文化性质属典型的早期楚文化 [13]。江陵梅槐桥遗址未见有西周时期地层，但在扰乱层中出土一件完整的陶鬲，鬲体较廋长，折沿近平、高直颈，肩微弧，瘪高裆，柱足较高，经刮削略呈疙瘩状 [14]，与真武山所出西周陶鬲较为近似。潜江龙湾遗址亦出有西周晚期遗存，陶系以红褐陶和红陶为主，多饰绳纹，陶器有楚式鬲、盂、豆、罐的完整组合 [15]。湖南地区亦发现了一些与早期楚文化有关的西周遗存，澧县文家山遗址乙区灰坑出有一鬲一豆，鬲的形态为弧形连裆浅空足，足尖乳突状，拍绳纹，外侧再包制较高的截锥足，束颈卷沿圆唇，这是较典型的楚式鬲形态，稍晚的澧县周家湾、周家坟山遗址则出土了楚式鬲、盂、豆、罐的完整组合 [16]。岳阳阎家山、骆坪遗址也出土了西周时期的楚式鬲、盂、豆、罐组合 [17]。

综上述可见。早期楚文化的分布地域，夏商时期仅限于鄂东盘龙城一带，到西周时期，东至鄂东和鄂东北，北至丹江流域，西至西陵峡，南至长江沿岸，基本上涵盖了整个江汉地区。

二、夏商时期早期楚文化的民族环境

江汉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曾有过发展到很高水平的人类社会，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都是很发达的古代文化。这时的江汉地区在区域上是具有自主性的区域主体，在文化上是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主体，在政治上是具有独立性的政治主体。屈家岭文化时期，江汉文化体系曾向北扩张，占有了原属于中原文化区域的丹江地区，其文化影响则直到豫中地区。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形势逆转，中原文化日益强盛，对邻近的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石家河文化中出现了大量来自中原文化的因素。由于中原文化因素的大量进入，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性质发生了质变，其陶器群体已失去石家河文化的共性特征，长江中游地区的本地特征越来越少，除少量因素外，主体部分与石家河文化并无关系，因此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这应是不同于石家河文化的另一支考古学文化。此类遗存，目前考古学界一般称为后石家河文化或三房湾文化 [18]。

后石家河文化只有部分因素源自石家河文化，大部分因素来自同期的中原文化，尤其是煤山文化，因其与煤山文化的密切关系，被考古学者视作“煤山文化江汉地区的一种变体”，其成因是中原华夏文化的南下 [19]。“来自中原的后石家河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结构”[20]。后石家河文化是中原文化南下江汉地区后，融合本地部分因素、在当地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类型。目前一般认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三苗创造的文化遗存，在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所领导的华夏集团与南方的苗蛮集团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尧曾与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21]，可见华夏与三苗的战争最初正是发生在丹江流域。丹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序列为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这一文化序列不是一脉相承的，而是不同阶段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仰韶文化属中原文化系统，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属江汉文化系统，石家河文化之后又属中原系统。丹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演进，正好印证了古史传说中华夏与三苗的战争及三苗的兴亡。

后石家河文化是三苗衰微后南下的中原文化与江汉地区的原石家河文化融合的产物，因此后石家河文化本身就是华夏与三苗战争的结果。但后石家河文化在夏商时期并未得到持续的发展，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后石家河文化之后出现了中断。

后石家河文化解体之后，江汉地区的文化发展出现了中断，原来已发展到很高程度的人类社会在江汉地区消失了。夏商时期的江汉地区相当荒凉，夏商遗存在江汉腹地几乎不见，仅有零星的分布，而在原来江汉文化区的边缘地带，则保持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但文化性质发生了变化，不是原有新石器文化的延续发展，而是中原夏商文化的地方变体。

夏商时期的早期楚文化就产生于江汉地区的夏商文化之中。在盘龙城遗址，有四组文化因素，甲组为中原商文化因素、乙组为本地特征、丙组为长江下游的湖熟文化影响，丁组则为江西吴城文化因素。四组因素中以甲组为主，乙组为次，有少量的丁组，丙组仅具微量 [22]。高崇文认为，盘龙城遗址出土遗物中以分裆不明或连裆鬲为代表的一批红褐陶器，从总体上看，与商文化系统的同类器相似，但在陶质、陶色及局部器形上又有一定的差异性，不能不看作是一种新产生的文化因素 [23]。盘龙城遗址出土的这类陶鬲与中原的鬲有较大区别，可见这类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楚文化因素，并不是中原夏商文化直接传播的结果，而是江汉土著居民在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下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因素，是中原夏商文化与本地原有文化传统融合的产物。这些江汉土著居民，有较大的可能就是古三苗的遗裔，三苗灭亡之后，他们改宗中原文化，将北方的鬲与江汉地区原有的鼎文化传统融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非鬲非鼎、似鬲似鼎、亦鬲亦鼎的“鼎式鬲”或“鬲式鼎”，此类陶鬲已具备了楚式鬲的典型特征，后来的楚式鬲，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三苗瓦解以后，夏商时期的江汉土著民族为楚蛮。楚蛮在文献中始见于夏商之际，据今本《竹书纪年》：“(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帝癸即夏桀，可见夏末商初时荆蛮已出现。《越绝书·吴内传》则谓：“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愧然曰：‘失事圣人礼’。乃委其诚心，此谓汤献牛荆之伯也。” 古代文献中荆楚通用，这两条文献虽然年代较晚，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后代人的记忆中，楚蛮于夏商之际时已经存在，其形成则当在夏代，至于荆服于商，是行征伐还是行仁义的结果，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商代的楚蛮分布在汉东地区和以丹江库区为核心的鄂豫陕交界地区 [24]。鄂东地区的盘龙城遗址一至三期均属二里头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或偏晚 [25]，正与楚蛮族群形成的时间相符。可见楚蛮当是古三苗的遗裔改宗中原文化之后形成的一类新族群，他们将中原文化与江汉地区原有的文化传统融合，创造出了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一类新文化因素。此种文化因素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又有别于典型的中原夏商文化，属中原夏商文化的地方变体。也就是说，夏商时期的楚蛮族群与古三苗有很大的不同，楚蛮在文化上是中原文化的附庸，在政治上受中原王朝的统治，在地理上是中原文化区的边缘组成部分。

三、西周时期早期楚文化的民族环境

西周时期，早期楚文化的分布范围遍及整个江汉地区，因此，西周时期早期楚文化的民族环境也就是西周时期江汉地区的民族构成与分布。

西周时期，江汉地区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国、族，按与西周关系的远近，大抵可分为以下几类：

1、周之同姓与姻亲诸侯。

江汉地区的周之同姓诸侯，即史籍所常称的“汉阳诸姬”。汉阳诸姬，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所载晋大夫栾贞子之言：“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汉阳诸姬的分布范围，清人易本烺《春秋楚地问答》谓：“西自汉水以东，南自汉水以北，东至光、黄，北至于淮汝。”今人也颇有持此说者，谓汉阳诸姬的分布范围包括汉江流域和淮水流域 [26]，然据《左传》桓公六年载斗伯比之言：“汉东之国，随为大”，可知随为“汉阳诸姬”之首，而淮、汝之间多大国，清人钱大昕即谓“蔡，姬姓之大国也，非汉阳诸姬可比”[27]，可知“汉阳诸姬”当为汉东地区的一系列姬姓小国，其地域范围仅为汉淮之间，以随为首，其核心地域应为随枣走廊一带。

唐国，西周末年周大夫史伯与郑桓公讨论东方局势时曾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28]，可见唐国至迟在西周晚期时已在南土江汉地区，另据学者研究，安州六器铭文中已有唐，则西周前期时，唐已在江汉地区 [29]。唐之族姓，有姬姓、祁姓两说，当以姬姓为是，为“汉阳诸姬”之一 [30]。唐国地望，后人颇多歧见，石泉先生结合实物资料，考订唐国当在今南阳盆地的唐河县境内 [31]。

南阳盆地还有申、吕二国，均姜姓，为周宣王母舅之国。西周晚期，周宣王重理疆土，为加强南土的防御，迁申、吕二国于南阳。申国在今南阳市，吕国在申国西面不远处，南阳县西三十里有吕城，当即吕国所在。姜姓诸侯世与周室通婚，为周朝的姻亲诸侯，其文化当与关中姬周及汉阳诸姬接近。

上述周之同姓及姻亲诸侯，大抵分布在随枣走廊至南阳盆地东侧。“汉阳诸姬”及申、吕等国，是江汉地区与姬周文化联系最为密切的族群。

另申、吕南迁之前，南阳盆地有谢、鄂两国，均在今南阳附近。

鄂国，为中原古国，姞姓，商代时与鬼侯、文王并为纣之三公，据《禹鼎》铭文记载，鄂国于西周晚期时因鄂侯御方叛乱被周夷王伐灭，周夷王甚至下令“无遗寿幼” [32]。据学者考证，商代鄂国在今河南沁阳附近 [33]，西周时期，鄂国南迁，其地望有东鄂、西鄂两说。陈佩芬、刘翔等先生认为鄂应在今湖北鄂城之东鄂 [34]，而徐旭生、马承源等先生则多主张西鄂说，此说后成为主流观点 [35]。但2007-2009年随州安居羊子山又陆续发现了西周康昭时期的鄂国墓葬，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鄂国铜器，其中M4出土的一批鄂侯之器，造型精美，并保留有浓厚的晚商铜器装饰风格 [36]。羊子山屡次发现西周早期鄂国铜器，表明这一带可能是西周鄂国中心地域。但南阳盆地的西鄂故城当有来历，且五十年代出土的《鄂君启节》有“自鄂市，逾由”，陈伟认为“由”即“育”，“油水”即“淯水”，即今天南阳盆地的白河，并进而论定《鄂君启节》中的“鄂”为南阳盆地的“西鄂”[37]，此说已得到学术界认可。因此南阳盆地的西鄂并未可轻易否定，疑西周早期时鄂国在随州一带，后迁至南阳盆地，至于周夷王所灭之鄂，仍当以南阳西鄂为是。从区域角度来看，鄂国地域，不出随枣走廊至南阳盆地东侧，此地为汉阳诸姬及周之姻族所在，且姞姓亦周之姻族，《左传》宣公三年：“姬、姞耦，其子孙必蕃。”

谢国亦在南阳，申、吕南迁以前，谢为南土重要诸候，任姓。西周末，周宣王“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38]，宣王所丧南国之师，当包括谢国在内。由于谢国遭严重削弱，于是周宣王迁申、吕于南阳，封其母舅申伯于谢，《诗·大雅·崧高》载宣王封申伯曰：“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谢国则南迁至今新野、唐河二县之间、古棘阳之谢城 [39]。

另唐河县南的湖阳镇一带还有个蓼国，见于《左传》桓公十一年，曾与随、郧、绞、州等国伐楚而未成，蓼国族姓，早期文献无载，宋以后志书则谓其为已姓之嗣飂叔安之后，但未能证实 [40]。

谢、蓼两国，虽非周之姻亲，但其地处南阳盆地，与申、吕、唐等国紧邻，则其文化当与“汉阳诸姬”相近。

可见南阳盆地东侧至随枣走廊一线，大多为周之同姓与姻亲诸侯，间或有一、二异姓小国，其文化面貌亦当与汉阳诸姬相似，与关中姬周文化的近似度当是最高的。

2、周异姓诸侯。

主要有巴、楚、邓、鄀、谷、夔等，诸国皆列名《经》、《传》，有周之封爵。

邓国，为中原古国，曼姓。《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可见邓为周初封国。邓国地望，据石泉先生考证，在今襄阳邓城遗址 [41]。邓国在《经》、《传》中称为邓侯，与“汉阳诸姬”中的随、唐等同列，与被贬为夷狄之属的“楚子”、“巴子”、“郧人”等区别明显，可见邓国的政治地位较为重要，与周室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传世的邓国铜器较多，以西周中晚期至两周之际最为多见，可见邓国在文化上当亦有较高水准 [42]。

谷国见于《春秋》桓公七年：“夏，谷伯绶来朝。邓侯吾离来朝。”谷伯绶与邓侯吾离一同前往鲁国访问，《经》、《传》称其爵名，可知谷国是有周朝封爵的。谷国地望，后人多以为在今湖北谷城西北，今人进一步考订在汉水支流南河两岸 [43]。其族姓，孔颖达云：“不知何姓”，郑樵《通志·氏族略二》与罗泌《路史·后纪七》都以谷国为嬴姓。

鄀国，据《世本》记载：“鄀，允姓国，昌意降居为侯”[44]。按昌意为黄帝次子，可见鄀是由中原古老部族发展成为国家的。鄀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立国，传世鄀国铜器颇多，商代鄀器较为多见，表明鄀国是商代的重要方国，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文化水平，其首领在商朝世任要职，入周后又受周王室册封。鄀国因居若水而得名，若水即今之汝水，可见鄀国原在河南汝水流域，西周时鄀国在丹淅流域。至迟西周晚期时，鄀国分为上、下鄀，下鄀在今淅川县西部的寺湾一带，上鄀则在今西峡县城西十五公里处的丁河故城。鄀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较为深厚，从出土铜器来看，鄀国不用周历，而是用“鄀正”，有自己的历法 [45]。

巴国，是一个古老的方国，卜辞中即有“巴方”的记载，据《华阳国志》，巴国曾参与武王伐纣之役，《左传》昭公九年记詹桓伯言周初时四境：“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可见巴国在周初时即已列名南土诸侯之一。至春秋早期时，巴国曾请楚国介绍与邓国建交 [46]，可见巴国与周、邓、楚较为邻近，其地在汉水上中游、今陕东南的安康一带 [47]。巴国族属，一般认为，巴国为姬姓，《左传》昭公十三年记楚共王“与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按周代妇名称国及姓，巴为国名、姬为国姓，则巴姬当为嫁到楚国的巴国之女，可见巴国当为姬姓，《华阳国志·巴志》亦谓“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但巴国的历史较为长远，武王所封之宗姬，当非周之子孙，只是巴王族与周同源 [48]。巴国虽于周初即已跻身南土诸候之林，且与邓、楚邻近，但巴国所在已超出目前所知早期楚文化的分布范围，本文仍将巴国列入周异姓国之列。

夔国亦是一个古老方国，卜辞中有“归方”，可见归国于殷商时代即已存在，归即夔，归、夔乃一音之转。商代归国族姓不明，西周晚期，楚熊渠之后熊挚红因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失败，自窜于夔，代为夔君，是为芈姓夔国，其地在湖北秭归。考古界目前对夔文化还在探讨之中，但从考古资料来看，西周时期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有其身的特点。

三、江汉间诸小国。

西周早期以前，江汉核心区是一片蛮荒之地，西周中期以后，才有一支以鬲为核心的考古学文化进入江汉腹地 [49]，江汉核心区由此重新得到开发。在此过程中，原本是蛮荒之地的江汉核心区出现了一系列的小国，这些小国虽大都列名《经》、《传》，但无爵称，可见这些小国并未得到周朝的封爵，非周之封国，当是西周中期以后进入江汉地区的诸多部族中发展水平较高而独立建国者。

这些江汉小国主要有罗、卢戎、鄢、郧、贰、轸、州、麇、权、南巴、庸、绞等国。

罗、卢戎、鄢均为襄宜地区的小国。罗国，《左传》桓公十三年杜预注：“罗，熊姓国，在宜城县西山中，后徙南郡枝江县。”卢戎，公族为妫姓，其臣民则多戎人，故地旧说在今南漳县东北五十里的中庐城，今有学者则改订于襄阳县西的泥嘴镇附近 [50]。楚武王四十二年(公元前699年)，罗与卢戎联军曾大败楚军。鄢，亦襄宜地区的小国，其族姓不明，地在今宜城县境 [51]。

郧国，又作?或云，其族姓不详。两周之际，郧国曾与楚国联姻，楚君若敖曾娶?女，楚大夫斗伯比即?女所生，楚令尹子文亦生于郧。楚武王四十年郧国曾联合随、绞、州、蓼四国攻楚。郧国地望所在，旧说在安陆，石泉先生则考订古郧国、汉晋云杜县在在今湖北京山、钟祥两县之间 [52]，二者皆在汉东。

贰、轸，均汉东地区的小国，族姓不详，《左传》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

州，亦江汉间小国，族姓不详，其地望所在，杜预以为其国在“南郡华容县东南”，然此说恐非。州国亦见于《左传》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於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按春秋早期，楚人活动范围尚在汉水中游一带及其以北地区，另从《左传》所记来看，州国当与贰、轸及郧、随、绞、蓼等国邻近，不当在汉水西南。则州国当亦在汉东，去郧、随等国不远。

麇，其族姓不明，楚穆王十年，因麇君逃离厥貉之会，遭楚师讨伐，楚庄王三年，麇人曾率百濮叛楚。麇国地望，据石泉先生考证，当在今襄阳市东，随枣走廊西口外，今滚河西入唐白河后的唐白河下游东岸 [53]。

权国，江汉间小国，春秋初为楚武王所灭。权之族姓不明，后人或云为子姓，其地望所在，《左传》庄公十八年杜预注：“权，国名，南郡当阳县东南有权城。”石泉先生则认为权在汉水中游西岸 [54]。

南巴，《左传》庄公十八年：“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杜预注：“那处，楚地，南郡编县东南有那口城。”汉晋编县，据唐宋时人的记载，皆云在长林县，唐宋长林县地望，后人解释不一，小有异同，但皆云在今钟祥、荆门之间 [55]。石泉先生认为，此巴与汉水中上游之巴非为一国 [56]。

除江汉腹地外，鄂西北地区亦有一些小国，或因其与巴、楚、邓、谷等国较为邻近、受其影响而得以独立建国，主要有庸、绞等国，在本文中，因其并无周朝封爵，故将其与江汉间诸小国并列。

庸国是一个很古老的方国，据《尚书·牧誓》记载，庸国曾参与周武王伐商，为牧誓八国之一，庸之族属不明，但《左传》所记来看，庸与江汉土著民族如濮、蛮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地望，据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在今湖北竹山县。

绞，为汉水中游的一小国，地在今谷城县境 [57]，绞在《左传》中称为“绞人”，可能其并未得到周朝的封爵，当非周之封国，绞国的族属亦不明，但从其与庸、谷等国相邻来看，其文化当去谷、邓等国不远，另绞国曾于鲁桓公十一年参与随、州、蓼、郧的伐楚联盟，表明其与汉阳诸姬也有一定的联系。

四、江汉土著民族。

西周时期，汉阳诸姬和巴、邓、楚等国占有了原属于楚蛮等江汉蛮族所居的汉东、汉北之地，西周中期以后，这些江汉蛮族大举进入夏商时期尚是一片蛮荒的江汉腹地，这些江汉土著民族主要为楚蛮、百濮等，为当时江汉地区的主体居民。

楚蛮当是西周时期江汉地区的主体族群，其人数众多，分布广泛。西周初年周封熊绎于楚蛮，周昭王亦曾大举南征荆蛮 [58]，周夷王时，熊渠统治下的楚国曾一度强大，称雄江汉，并封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周厉王时，又有“召穆公帅师追荆蛮，至于洛”[59]。至齐桓公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疆。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60]。所谓“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当是指楚蛮主体被楚国兼并，此后楚蛮作为一个族群不再存在。

濮，是一个古老的部族，曾参与武王伐纣之役，为“牧誓八国”之一，但濮并不是一个邦国，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故《牧誓》称之为“濮人”，直到春秋时期，濮还处在各自“离居”的状态，因此又被称为“百濮”。两周之际，楚君蚡冒始启濮，《国语》视之为周天子失权、诸侯代兴的标志 [61]，春秋早期，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 [62]。可知濮是楚国较早兼并的江汉土著民族。濮之地望，孔传：“庸、濮在江汉之南。”孔颖达《正义》亦引《左传》文公十八年伐楚之役论证之。石泉先生则认为，春秋时期的古麇国、楚麇邑地在今随枣走廊西口外、今滚河入唐白河后的唐白河下游西北岸地，与之相邻近的百濮，其地当在今枣阳市境桐柏、大洪两山间的山区丘陵地带 [63]。段渝则据“百濮离居”认为百濮居地当不限于一处，而是在西周时代的南土有广泛的分布，襄阳以西到竹山以南和襄阳以东汉水东北岸及滚河下游一带，均为西周时代百濮离居之地 [64]。顾颉刚先生则认为濮在武当、荆、巫诸山脉中 [65]。虽然对濮的具体定位还有一些困难，各家的说法不一，但西周春秋时的濮，大体当在今襄阳附近地区，就区域而言，可以认为上述各家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

综上所述，西周时期，江汉地区的民族构成极为复杂，既有西周的同姓及姻亲诸候，亦有受到周朝封爵的异姓诸侯，还有进入江汉腹地的诸多小国和楚蛮、百濮等江汉土著民族。

那么楚国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呢？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楚是属于周朝的异姓诸侯，与邓、鄀、谷等国同列，只是早期楚文化中很小的一支。

四、早期楚文化的民族属性

由上分析可知，早期楚文化最初是由夏商时期的江汉土著民族所创造的，这些江汉土著民族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楚蛮，为古三苗的遗裔。而楚国则源自祝融八姓，为华夏古族。对祝融八姓的分布，学者作过较多的研究。李学勤认为“祝融八姓的早期分布，北起黄河中游，南至湖北北部，可以说是环处中原”[66]。徐少华认为，从氏族社会后期到夏代末年，“祝融各族所居，东至今山东西部、江苏西北，南未过淮河、方城，西未及关中，而北至山西西南和河南北部，基本未出黄河中游地区”[67]。可见夏代以前，祝融族系的足迹尚不及江汉地区。芈姓祝融一支此时也与“楚”尚无交集，无楚国、楚族或楚人之号。到了商代，在夏商鼎革之中，祝融各支受到重大打击，芈姓部族在商代极为衰微，世系不明、居地不清，几乎失去传承。可见，夏商时期的早期楚文化并不是由楚人或楚族所创造的，与祝融族系基本无关，而是江汉土著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之下创造出来的一类新文化因素，这些原石家河文化的遗民在改宗中原文化之后，将北方夏商文化的鬲与江汉地区传统的鼎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似鼎非鼎、似鬲非鬲、亦鼎亦鬲的鼎式鬲或鬲式鼎。这种新式的鬲文化出现后，很快在江汉地区扩散开来，成为周代江汉地区的主流文化传统。

西周时期，早期楚文化是由包括楚国在内的周代南土诸候和江汉间的小国及楚蛮、濮等江汉土著蛮族共同创造的，其中既有与周室关系最为紧密的姬姓诸候和周之姻亲诸候，亦有与周室关系稍远一些的邓、鄀、楚等异姓诸候，西周时期早期楚文化的主体当是江汉间诸小国和楚蛮、濮等江汉土著蛮族，而楚国仅是早期楚文化中很小的一支。但春秋早期以后，随着楚国的迅速强大，楚国成了这一支考古学文化的继承者，主导了这一支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将早期楚文化发展成了东周时期的典型楚文化。而楚国与楚文化的高度发展，也将江汉地区各种来源不同的居民融合成了楚人这一新型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