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作为历史研究对象，以民国时期的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937）为先行，但作为边缘群体，资料的不足影响了妇女在历史书写中更多发声。本世纪初，中国妇女史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在海内外蓬勃展开，其中贺萧（2003）、高彦颐（2005，2009）、伊沛霞（2010）等人的大作堪称经典。大体上，中国妇女史断代研究多集中在唐、宋、明及近代，群体研究则以贞烈、才女、娼妓、职业女性四个人群最受关注，个体研究以历史上的女性精英人物为对象，社会性别视角成为观察历史的新角度。近年更推陈出新，出现妇女史与文化史、医疗史、科技史等领域相融合的趋势，如费侠莉（2006）、白馥兰（2010）等人的著作。

    　细化妇女史分析单位，在区域比较视野中进行本土妇女研究，是最近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另一新走向。近年，各地区的妇女史研究都有所展开，相关成果以上海为多，水平也最高，其他地区则相对滞后，且多以论文为主，专著少见。上海妇女史专题研究成果，有《丽人行：民国上海妇女之生活》（卓影，2004）、《1948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马军，2005）、《女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李晓红，2008）、《空间角色与权力》(姚霏，2010)、《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姜进，2010）、《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1949年以前就业的群体》（程郁，2013）、《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陈雁，2014）、《上海沦陷区女作家服饰书写研究》（翟兴娥，2014）等多部专著。这些著述从社会性别视野，以报刊资料、口述史等为依托，考察近代上海女性的生活、工作、心态，多为妇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融合研究。上海的这些成果将区域妇女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

    　与上海妇女史蓬勃开展不同，湖北妇女史研究相对薄弱。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及湖北大学等妇女与性别类研究机构，主要研究妇女群体现实问题，兼顾妇女史研究。其相关成果有武大铁爱花的《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秩序、规范与女性生活》（2011）、湖大宋瑞芝《中国妇女文化通览》（1995）等，但多是妇女史通论性和专题性研究，基本不涉及湖北区域女性的研究。

    　目前，湖北尚无类似上海的妇女专志，以湖北妇女为研究对象的著述也仅《湖北妇女运动史资料》（1-5期）一种，收录有数位近代湖北杰出革命女性。另外，袁继成《武汉黄埔女兵》（2014）考察了武汉黄埔军校的女性革命者，其中传主不限于湖北籍。刘筱红主编的《巾帼英雄——中国近百年来杰出的革命女性》（1996）也收录有几位湖北籍革命女性。革命女性研究是湖北妇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相关学术论文则有孙丽、毛传清《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湖北妇女运动初探》（《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第20卷2期）、李芊《宜昌妇女抗战的历史作用》（《三峡大学学报》2013年第11期）、汪盛富《抗战时期鄂东妇女的对敌斗争》（《黄冈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等数篇，对不同革命时期的湖北妇女运动进行了具体考察。周军《1927 年武汉妇女裸体游行的传闻与宣传战》（《历史教学》2009年第24期）则别辟蹊径，以北伐赤都武汉的革命女性为切入点，考察了这一时期政府的革命宣传策略，揭示了赤都女性革命热情高涨的背景因素。

    　此外，学界对历史上湖北女性的作品、地位、观念、健康等问题也有所关注，其中宋致新《长江流域女性文学》对先秦两汉荆楚女性文学进行了考察。龙静云《湖北妇女社会地位调查1900-2000》，从经济、政治、教育、家庭等八个方面，揭示湖北妇女社会地位在百年间的发展态势。青年学者对女性生活史探索性研究也已展开，如潘大礼关于晚清武昌府妇女守节的系列论文，李丛娜对1950年代湖北妇女健康事业探析等。而在个体研究方面，多集中在花木兰、钱六姐、王昭君及桃花夫人等精英女性身上，且进入考察视野的女性数量有限，地方一般女性研究尤为缺乏。

    　总体上，湖北妇女史的研究仍停留在宏大叙事层面，虽着眼于群体，深入的区域性研究和个案研究正逐渐展开，但相对沪穗等地而言，整体非常薄弱。同时，有限的研究成果还存在理论陈旧问题。若从社会性别、区域比较视角研究湖北妇女，不仅能开阔湖北妇女史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将使湖北区域史研究别开生面。

三

    　湖北女性历史丰富多姿。神话女性中，先秦神女展现了早期荆楚文化的浪漫色彩，源起于湖北的凤在唐宋后成为中国女性的普遍标识，远安嫘祖记载见诸《史记》，麻城麻姑拜祭延续数百年。湖北文学女性群体文才不让须眉，不仅在楚辞、汉赋、唐宋诗词中留下华章，其中更有黄月英、钱六姐的机智无双，池莉、方方引领文学女鄂军，今又有钟祥余秀华在中国诗坛掀起意象诗波澜。艺术才能上，无论早期善舞的莫愁女，晚近的新舞者德龄公主，以及楚剧、汉剧、黄梅戏等女性名角，都彰显了湖北女性善歌舞的灵秀之气。

    　在古代性别回避制度下，女性几无参政、革命及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但这并不妨碍历史上的一些湖北女性拥有开阔的视野和治国理政、领军打仗的韬略。古有以和亲平息土司间争端，开明引进汉族文明的唐崖土司夫人田氏；年方十三，便率勇士数十突围夜出，搬兵解救襄阳之围的荀灌；智勇双全代父从军的黄陂木兰将军；击退朝廷镇压，留下“女儿在，女儿寨，女儿还在女儿寨”豪迈誓言的金峒覃玉仙以及以“猪吃白米人吃糠”解襄阳之困的金华小姐和乾隆时期反抗压迫的农民起义领袖王聪儿。山水之广阔涵育了荆楚女儿的豪迈之气，近代辛亥首义女界亦与有功，起义军旗设计者为湖北第一位留日女性王莲，汉川张荫兰更是以弱女之身担任起义军炸弹队队长。国民革命时期，武汉黄埔军校招收的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女兵，被誉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和榜样”。抗战烽火中，湖北女性以血荐轩辕，解放战争时期同样走在反独裁追求民主的前列，如徐全直、戴醒群、钱瑛等共产党妇女活动家58人得以名留《湖北通志》。

    　湖北女性在忠善美等伦理道德方面，也不乏其人，为国尽忠者有舒赛等，对家人行孝者有欧阳金贞等，热心社会慈善者有刘慧芳等。笔者所观湖北家谱，多谆谆强调妇女的家庭伦理，如利川夏氏谱载，“我族娶妇，有不孝翁姑，丈夫不禁者，在祠责惩，一并做罪”，“有夫之妇，听其懒惰抛露者责其夫主”。传统伦理中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应该传承。

    　妇女史方兴未艾，湖北妇女史更有深入挖掘的余地。湖北女性文化资源丰富而深厚，笔者不揣浅陋，以为今后湖北妇女史的研究，首先可从历史上的杰出女性梳理着手，按照时间脉络、生活区域，从地方文献中仔细耙梳。其次要对湖北妇女史和妇女文化进行区域性和时段性总结。湖北一方水土孕育的女性应有其不同于南北方女性的特征，晚近由于经济发展和新学传入，湖北近代女工、女市民和知识女性更多的活跃于社会，彰显其荆楚特色和时代性。然而，考察湖北妇女，不只是前述个体式和阶段性书写，最重要的还是应将妇女置于日常生活史研究视野，还湖北妇女史以血肉，对历史上湖北妇女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家庭、婚姻、成长、交际、工作、思想、观念及其变化都做一个全方位的论述，将她们过往的生活，鲜活的呈现出来。由于传世史料着重于表彰贤德妇人的嘉言懿行，对一般妇女生活语焉不详，利用墓志寿序、家谱、文集笔记及近代报刊、视觉画册资料，以及口述史、田野调查等方法，正成为研究近现代湖北妇女史的新的进路。上述资料综合运用，或许可将在传统书写中失声的湖北妇女史复原，从而呈现湖北区域社会史的丰富面相和多姿世界。

　　（作者系湖北省社科院文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