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系列代表国家政府的程序进行完毕之后，轮到各国的民间专家发言了。先是美国的，接着是欧盟的、日本的，还有国际不结盟组织的，最后终于轮到了中国。汪习根抓住机会，慷慨陈词，讲了半个小时。这位武汉大学教授，中国人权领域的著名专家，是有备而来的。

　　为了这次发言，他已经准备了五年时间。听了他的发言，美国、欧盟、日本和瑞士的代表们不高兴了，纷纷反驳他的观点。激烈的辩论立即开始。但一连串咄咄逼人的质疑在汪习根看来，是绝佳的再次陈述中国观点和立场的机会，何况作为一名优秀律师，这辩论正好是他的特长，他又开始了另外半个小时的陈述，直到大会主席派秘书打断了他。他迅速成了会议的焦点。

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和智慧支撑着他，让他具有如此非凡的胆略和勇气力挫群雄，充分展示发展中大国中国的法律气度，并修改了28条国际规则？

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汪习根与人权研究结缘，似乎事出偶然。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著名法学家、武大教授李龙和韩德培共同主持一个法学国家重大课题“人权理论与实践”。作为当时的优秀在读研究生，汪习根被吸引来加入了这个实力雄厚的团队。

那时候，除了汪习根，团队队员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权学术领域的大腕。他被分配的任务是撰写“人权发展权”部分。

人权，西方倾向于公民的政治权力，而中国作为世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贫困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生活环境改善问题、老弱病残救济问题，说到底是个经济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发展。而发展与当今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主要脉络是一致的。在相对和平年代，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曾让人灾难后的中国人欢欣鼓舞。基于中国自身国情，中国的人权主张与西方不同，我们强调生存与发展是基础人权。但是西方对此十分反感。

汪习根关于人权的学术研究几乎是从空白开始的，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认为人权是西方的专利。几乎没有一本相关著作和系统性论述文章可以参考。人权那时在中国只是个政治主张。要完成这个任务可是个麻烦事。别人所做的自由权、表达权等，都已经有了基础。

资料不足成了汪习根探索发展权之路最大拦路虎。他开始感到灰心失望，跑去找自己的老师李龙和韩德培，将自己的无奈如实相告。

“我觉得老先生们最厉害的一个方面就是能鼓励人向困难挺进。”每当沉思时，汪习根清秀的面孔上总带着纯真的微笑，眼里出现优秀学者遨游于知识海洋中惯有的孩子般的真诚。

两位导师都告诉他：“这课题非做不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汪习根没有退路了。

无路走就开辟新路前行

那个暑假，是汪习根记忆中最艰难的日子，也是意味深长的日子。记得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尚永亮曾经说过，盛唐人值得称赞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懂得在痛苦中搏击，不断努力向前。我们在汪习根身上也能感觉到这种盛唐精神。

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信息学、历史、文学和哲学，在武汉难耐的酷暑里，他读遍了武大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科类书籍，挥汗如雨地搜索着发展权的字句和涵义。那时根本没有空调，连电扇都极其罕见。还好，大海捞针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本外国的人权资料汇编，还不算颗粒无收。

汪习根欣喜若狂。可那只是一本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权资料。为什么没有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资料？他打电话去问出版社。人家说，没有资金出版欠发达国家的人权资料。而且就发达国家的那些资料也不完全，没有学术资料和经济方面的资料。

汪习根决定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看看。但那时信息不共享，人家图书馆不对外服务，汪习根就找到湖北省图书馆，弄到一个可以在武汉高校图书馆之间查资料的特殊证书，才终于得以进入财大图书馆，在那里他一泡就是40天。资料是不能借出的，图书馆里缺少复印机、他缺复印的钱，只能手抄。每天中午他只去食堂吃点东西，回去接着抄资料。“那些酷热、汗水和希望渺茫的日子我至今还时时记起。”他明眸闪亮、语气纯真地捕捉那些属于往日的思绪。

尽管在这一段日子里多少有所斩获，但非常有限的一点资料都是外围的。汪习根不甘心，他接着去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去了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没有，还是没有。走头无路的他又跑到李龙老师是那里去。导师告诉他，无论如何你还得去做的。再一次，汪习根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就硬着头皮去研究，去查外文资料。

他只能在痛苦中搏击向前、笃定中国的人权研究。正如著名社会学者林曾所说的那样，社会的巨大变迁给了他和他的老师们带来了太多结构性的机遇，他们正领导着国家或行业。走投无路，那就自己开创一条路吧。那个年轻学者开始意识到，自己要做的是在人权发展权基础理论上的创新。

他反复问自己，人的发展究竟是不是个权力？如果是，为什么大家，尤其是那些主流人权的话语不承认它？如果是，它究竟是个什么权力？他开始从法哲学和法理学等跨学科的角度，重现审视这样问题。他有着广博的学科背景，法学、哲学、经济学，就《资本论》他就读了五遍。

他终于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自己承担的部分任务——关于人权发展权方面的著述，共5万字，他也用超常的毅力和智慧理性地选择了自己的一个转折点。科研任务完成了，汪习根的硕士学业也提前一年答辩毕业，并考上了武大法学院博士生。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被留校任教了，他只得在职攻博了。

“为发展权做出了持久贡献”

博士阶段研究什么？难道还要继续研究人权吗？他犹豫了。

人生有许多转折点，可是重要的转折点只有几个，对汪习根来说，攻读博士学位就是其中的一个。

由于长时间专心于人权发展权方面的思考，汪习根完成课题后又将自己的深层思考行文投给了《社会科学》。他很快收到编辑的来信要求他进行修改，但他婉拒了。结果稿子被《社会科学》直接推荐给了另一家权威法学期刊《法学研究》发表。这对年轻的学者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他终于不再犹豫自己的前进方向了。他要顺路充满信心地走下去。结果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以21万字告终，并因为显著的开拓性研究成果拿到了当年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那几个半是受迫于时代半是受迫于理性选择的几个转折点，连接起来了形成了这位青年法学家人生的轨迹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有实力、奠基性的发展国家的人权发展权方面的年轻专家，一颗闪亮的新星。2006年获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7年至2014年他任联合国发展权全球十名高级专家团队成员，是华人世界和中国唯一担任者。2013年入选全国教育科研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是全国法学界四名入围者之一。2013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全国法律界三名入围者之一。他主要从事法治、司法理论与实践及人权法研究。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人民日报》理论版等发表论文100多篇。

自2007年起，汪习根参与联合国发展权问题咨询工作，作为唯一一位华人学界专家，直接参加联合国政策法律文件起草核心层工作，有关咨询报告与研究成果连续3次被载入联合国官方文件，致力于捍卫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利、维护中国形象，受到中央有关部门表彰。因为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发展权理论体系与实践对策问题，他还被联合国发展权High-level task force前主席、哈佛大学Stephen Marks教授称为“为发展权做出了持久的贡献”的人。

　　（作者系武汉大学校报编辑、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