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平，“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农村人物”之一，“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奖项获得者。1999年，他出任中共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包括五保合一、两推一选、干部打工、撤销乡镇“七站八所”等14项改革措施。“咸安政改地震”的说法不胫而走，宋亚平也成为继吕日周、仇和之后的又一位名噪全国的改革家。多年来，他心系“三农”，提出了一系列开放性的、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观点和发展思路，是全国著名的“三农”专家，中国县域发展研究的领军人物。

　　讲座一开篇，宋亚平便直指中国“三农”问题的缘起这一主题。他提出，所谓“三农”问题，主要是指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背景之下，紧密围绕农业、农民、农村而产生的一系列带结构性质的社会问题。他指出，“三农”问题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期的客观结果与必然产物，绝对不只是中国所特有的事情。他强调，“三农”问题的直接反映就是农业衰败、农民贫穷、农村落后。中国“三农”问题的产生，虽然有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中所呈现出的普遍性，更有当代中国极其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特殊性。

　　论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农”问题的嬗变，宋亚平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的1982年至1986年，党中央连续发布了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5个“一号文件”，明确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大力推行“分田到户”政策。这一时期的“三农”工作呈现出农民负担越来越重，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日趋紧张；绝大多数村级集体组织的各类资产被分光卖尽，导致本来就非常薄弱的农村公益服务更加艰难和传统治理结构的日益崩溃；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为内涵的基本经营制度并没有真正构建起来，而普遍存在“分”有余而“统”不足，甚至是只有“分”没有“统”的现象等三大问题。

　　宋亚平指出，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政策，全面构建农业生产经营、农业支持保护、农村社会保障、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是，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在进入新阶段的同时，又呈现出一些新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业领域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贡献基本上没有了，反而成为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重大包袱。为了促进GDP的快速增长，为了追求财政收入的大幅提升，绝大多数地方均把主要的人力、物力、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工业领域与城市建设上。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的“三农”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有效突破，反而在一些地方呈现出进一步的恶化。

　　针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专家学者赞同的“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模式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一观点，宋亚平指出，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涵是西方“泊来品”，不是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由我们针对自己的具体国情所描绘出来的“中国画”。 他认为，农业的发展对于耕地、土壤、淡水、劳动力、气候等自然资源条件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国家的区位地理与资源禀赋不同，优势和缺点各异，农业现代化应该具有彰显本国特色的概念与内涵，并必然呈现出差别性、多样化的发展模式。那种“土地大集中、资本大投入、装备高科技、企业式管理”的美国模式不一定适合中国。他从农业现代化的概念与内涵入手，在对比研究美国模式、东亚地区的现代农业模式，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看法和见解。

　　在宋亚平看来，构筑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要充分考虑中国具体国情的差异性，同时高度关照民族农业领域的本质特征。他认为，在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过程中，现阶段保护好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小生产方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强调指出，中国的小农生产方式虽然给人一种原始、落后、碎片化、低效率的感觉，但实际上非常有效地解决了巨大的就业压力，支持了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进程，保障了13亿人口的农产品供给，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