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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飞
时间：2013-4-9 11:01: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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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和传媒时代，有关学者的负面新闻一经报道或网络流传，便如娱乐资讯一般，迅速成为大众娱乐共享的对象。面对学术不端和道德沉沦的种种乱象，无论是那些孜孜不倦、默默耕耘的学者，还是那些最普通的底层民众，都不得不质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学者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自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以来，对现代性的诉求与焦虑已然成为学者和学术界的集体征候；而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以经济财富、名声威望、权力地位来衡量一个人成败与否的“现代标准”，深刻影响着每个国民的心灵，各个领域里的“潜规则”也随之产生。于是，为了获得最大化的自身利益，学者队伍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分化，有的与经济结盟，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有的与政治结缘，成为迎上欺下的吹鼓手；有的跻身于各种媒体，成为“幕后策划”、“学术明星”；有的投机于各种社科基金、项目，为制造“有数字没素质”的垃圾论文鞠躬尽瘁；有的甚至丧失人伦底线，对曾经教诲、帮助过自己的老师进行人格和学术攻击，行“欺师灭祖”之事；诸如此类。在生存、名利、权力等挤压和诱惑之下，学术公信力、道德伦理以及社会责任难免成为虚妄的乌托邦，“钱学森之问”难免成为飘荡在空中的沉默。
不容否认，在一个处处涌动着“喧哗与骚动”的时代，学者和普遍民众一样，也都经受着有关生活信念、道德伦理、人格理想等问题的严峻考验。但学者之为学者，必然同时肩负着更为重大的责任和义务，其工作的核心内容应在于：创造、研发、传播或者运用知识，对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抱有深切的关怀，并设法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成为社会的自我批判力量以及民众的代言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学者必须承担三个方面的重任：科学研究、社会批判与普世济民，前者以求真务实为底线，中者以公正和谐为底线，后者则以道德良知为底线。相较而言，那些不择手段服务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学者，那些不惜弄虚作假、败坏学术尊严的学者，那些只顾自身名利却不顾民生和公共利益（甚至借公共权力谋私利）的学者，无疑丧失了学术底线和伦理底线，必然受到舆论的谴责、道德的唾弃乃至法律的惩罚。
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自由飘游、无所依附（free-floating）。可以说，作为特殊知识分子群体的学者，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不与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而是一个社会中相对自由飘游的“集团”。这种“无根性”，使他们能够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怀抱强烈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葆有自律而独立、质疑且批判的本色。当然，我们并非主张学者们都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事实上，每一个社会人都难免受到外部环境及各种利害关系的影响和形塑，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限制，有所依附。也就是说，学者底线屡屡被突破，既有其内在原因，比如科学精神的缺乏，学术理想的不坚定，道德素养的不高尚等，又有其外在原因，比如社会风气的急功近利，学术评价体系的不够完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过于密切，权力监管与法治建设的相对不足等。
因此，当下中国的学者，若想成为不被钱权绑架的、具有学术良知和道德良知的真正知识分子，要保持住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最后底线，在内，必须提升其内在修养，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推动社会发展而竭尽其能；在外，政府需为学者的生活学习、科学研究、参政议政等提供必要的条件，以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充分实现其在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中介”作用。
回望中国古时的“士”人们，他们也制度性地依附于、服务于现存体制，无论是在太平盛世，还是在“天下无道”之时，他们——真正懂“礼”的“士”——都自发地担当着弘“道”的重任，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占据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中心位置。虽然他们的历史性格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承继的文化传统的约束与规定，也难免在“穷则独善”和“达则兼济”之间犹疑徘徊，但他们对社会、政治、道德等各方面问题普遍抱有深刻的责任感，并以建构和谐的政治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为最后归宿。进而言之，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乃至“五四”时期启蒙救亡的学者，他们都从具体国情出发，积极探寻治国、救国之路，无论是礼教、儒法，还是民主、科学，也无论他们对社会现状如何不满、如何批判，都总是努力按照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想来改良或改造社会，同时，又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涵养，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学格与人格，追求“内圣外王”的实现：这或许才是最典型的中国学者形象。
走笔至此，北宋哲人张载的“横渠四句”不觉历历在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然时移世易，但这分明还是当今学者不应放弃的最高职责与使命。为社会构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当每个学者都把这些职责与使命时刻放在心上，并在实践中努力实现做人、做事、做学问三者融合汇通的时候，“底线”便不再是底线，而成为开拓创新、齐家治国、为民服务的“前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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